我国汉代歌舞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演变.docVIP

我国汉代歌舞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演变 歌舞艺术是人们最早创造和运用的表演形式之一，从诞生那天起，歌与舞便相互补充、水乳交融，在共同的思想内容要求下，逐渐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一种“综合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边歌边舞的艺术形式”。歌舞作为一种重要艺术活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重要一员，歌舞艺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巨变与转型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汉代歌舞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开创，承前启后，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这是中国歌舞发展继西周之后，又一次更加深刻、影响久远的大变革与转型，从此，中国歌舞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比于律而和于心 　　汉初政权草创，制度粗疏，百废待兴。如何快速有效地稳定政权，处理战后满目疮痍的经济局面，成为汉统治者要思考的首要问题。面对治国良策的选择，当时的思想界有了一次短暂的争鸣：高祖对儒家论不以为然;文帝则喜刑名;景帝至武帝初，窦太后听政，黄老道家又占据上风。曾春海先生认为，“观汉代历史，从汉高祖至汉武帝之间六七十年，可谓为西汉推行黄老无为之治的时代。”阎步克亦认为，“汉初诸子互相采补，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对汉的朝廷政治发生了不同影响，但汉初的70余年中，最初是黄老之学占据了相当地位。”在这种“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汉朝的政治、经济得到稳定和增长，歌舞领域更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西周雅乐一统的局面，开创了雅乐与俗乐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气象。 　　汉初的歌舞艺术活动是以崇尚“俗乐”为特征。“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这对于一个充满勃勃生机，正积极改革创建新政治体制的新兴王朝来说，无法适应其政治情感和生活情感需要。传统“雅乐”的衰落，为“俗乐”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汉代统治集团以顺应历史潮流的胸怀、积极开放的思想观念，成功地实践了其开明、开放的音乐舞蹈文化政策，以适应社会变革，以及歌舞艺术自身发展的多元需求，充分重视蓬勃兴起的俗乐，将俗乐的抒情、娱乐特性与雅乐的功能结合起来，以俗入雅、雅俗交融，进一步开拓了歌舞艺术领域，创造了汉人自己的“新雅乐”。 　　“新雅乐”提倡自然之美，强调人的内在情感对歌舞表演的重要作用，以道家效法自然为核心，注重人的内在情感抒发，继承了先秦道家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而此时的统治阶层所提倡的歌舞艺术，应该表现人的“真性情”，这与后来儒家以“教化”为核心的功利性乐舞截然不同。其实，早在汉兴之初，社会已经认识到乐舞艺术的抒情功能，高祖妃子唐山夫人便以“高祖乐楚声”作有《安世祠乐》，高祖更是根据楚地俗歌的风格创作了《大风歌》，并教少儿一百二十人咏唱，为其击筑相伴，至高潮处“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由此可见高祖刘邦对楚歌的喜爱程度。从此宫中多用楚歌。汉初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为汉武帝时期歌舞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礼系于中而乐形于外 　　西汉励精图治70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至武帝时，大国气象气势已定。刘彻通过对外保疆拓域、对内专制集权的统治方略，使汉王朝成为当时地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国家，与世界上同时期的安息帝国、罗马帝国三强鼎立。帝国的强大致使统治思想发生变化，道家清静无为的方针不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新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取得统治地位。“礼乐乃道德之器械”的论断一时成为歌舞领域的共识。 　　早在夏商时期，礼乐就开始和政治结合。礼乐在原始祭祀中起到通神作用，必然决定了礼乐成为王权接受神权庇佑的媒介。随着礼乐社会政治功能进一步发展，《礼记·祭统》有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王制》：“礼义者，治之始。”国家礼乐逐渐成为政治法则，加上礼乐可以深入人心，控制主流舆论，国家礼乐慢慢成为帝王操纵社会意识的工具，而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是为政治、伦理服务，为儒家“教化”论服务的。 　　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制礼作乐”，是任何一个王朝建立时就必须考虑的政治生活大事，汉朝更是如此。随着汉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大一统的进化期的完成，汉代歌舞文化逐渐形成了恢弘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新风格体系。汉代歌舞作为“礼”的载体，自然就成为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控制的有效途径：宗庙祭祀歌舞提倡的“孝”是对汉代社会道德的反映，追述祖先功德以体现刘氏政权的合理性;郊祀乐舞反映了汉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反映了皇权至高性和唯一性。“礼乐追求的终极目的是长治久安，其内蕴是以道德伦理统领臣民，收拘放纵之心于礼让之中;其外化形式是等级秩序，把各自的行为约束在对君主的负责之中”。国家礼乐以维护政权为终极目的，国家礼乐通过礼乐教化影响社会意识。 　　三、宁有质而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