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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关键词》（修订版） 第二章 符号 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的许多重大进展，都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 而对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的学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该术语源自希腊语semeion，亦即“符号”。符号学考察符号在文化中的运行方式，乃是基于以下预设：文化的方方面面皆可看作是符号的系统——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各种动作、姿态和手势，建筑和家具，服装、饰物和菜单等等，都是符号学要破译的对象。理解一种文化，就意味着对它的符号系统进行探测和解释。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观念，而只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一观点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提出来的。在他去世之后，根据他1906到1911年间在日内瓦所开讲座的课堂笔记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年在巴黎出版， 最早译成英文是在1959年。在索绪尔之前，语言研究一直隶属于哲学学科，其主要工作是追踪个别语言和语言群落的历史（历时性）发展。索绪尔彻底改变了语言研究，使语言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描述语言系统的状况（共时研究法）。同时，他还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系统，言语是特定的言说。总之，索绪尔的全部理论都是以符号这一概念为中心的。 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signifier），或曰声象（sound-image）；一个是所指（signified），或曰符号所指涉的概念。例如，我念“leopard”时发出的声音和我写在纸上的字母“l-e-o-p-a-r-d”就构成了一个能指。而由那些声音和字母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四条腿、凶猛而长满毛的猫科动物”这个概念则是它的所指。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而不是能指或所指本身。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的联系是任意的，由传统约定俗成。语言既不反映那先于自身存在的现实，也不会去命名所有文化共享的普遍观念。事实上，语言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分割成各种范畴而创造了现实。由于产生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范畴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有好几个，而其他文化认为，要描述这一独特的实体，一个词就够了。）索绪尔同样强调，意义并非来自于符号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品质，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的产物。语音的差别在赋予符号以意义的时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是“dog”和“fog”首写字母的发音差异赋予这两个单词以不同的意义。这些声音上的基本差异就是音位的对立(音位是基本的发音单元)，由单一音位区分开来的任意两个单词（像dog和fog）被称为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 我们只有在由其他符号组成的语境中才能掌握符号，为了说明这一点，索绪尔将语言比作国际象棋：离开了游戏规则，棋盘上的棋子不会有任何意义。每一个棋子只有与其他的棋子及其运动发生关联，才能获得意义；而符号也只有同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建立起联系，才能获得意义。句子建构中的两种活动——选择和组合——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能够建构一个句子，我们从一个语言的全部词汇中挑选出一定数量可供使用的词语，然后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序列。这样，选择和组合就构成了语言坐标系的两个轴。选择同聚合关系轴相连（“paradigm”指词语的选择），组合则同组合关系轴相连（“syntagm”指词语的组合）。句子中实际出现的词语总是暗示着所有本可替换但没有出场的词语。它们是从一个广大的语言系统中挑选出来的，也只有凭借与这一系统的关系才能获得意义。 除了索绪尔，现代符号学还有一位奠基人，那就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皮尔士将符号区分为三种类型：图符(icon)，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相似关系的符号，比如一副肖像；指号（index），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的符号，例如烟意味着起火；严格意义上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任意的。按照皮尔士的观点，符号只能通过解释者来传达意义，而解释者必须把符号当作符号来加以识别，并且把它同世界的某些相关方面联系起来。同时，只要解释者愿意把符号当作符号来感知，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看成是符号。解释者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他（她）能对符号做出解释，乃是得益于文化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即那些判定何者有意义的惯例和习俗。惯例和习俗使解释者有能力界定他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同时也界定了解释者。 在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考虑的时候，符号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把单个文本看作是更广大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