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_金融研究论文_证券金融论文.docVIP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_金融研究论文_证券金融论文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_金融研究论文_证券金融论文 【内容提要】上海开埠后，金融地位开始迅速上升，辛亥前夕已具有了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影响。与华北的财政性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业与商贸及社会经济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工商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1927至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整合的过程。【摘要题】民国史研究【关键词】金融史/上海/国民政府【正文】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地位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江浙地区多个钱业市场之一。上海的钱庄业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至光绪初年，上海北市有钱庄80余家，南市也有30余家，可谓盛极一时。清末和民初，受政潮和金融风潮的冲击，上海钱庄业一度有较大萎缩，嗣后逐渐恢复，到1928年底，北市计有钱庄78家，南市则有18家。（注：徐寄庼：《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作为历史久远的中国本土金融组织，钱庄业与上海的工商和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到20世纪20、30年代，即便上海钱庄业的整体实力和作用已经被银行业远远超出，但其影响力仍然存在，是这一时期中央当局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的金融势力。 　　随着开埠后，作为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地位的确立，带有近代意义的金融地位也开始在上海迅速上升。起先是外商银行，自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到1911年外商银行已有27家，而同期其他金融较发达城市的外商银行数为：汉口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1891年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改组易名为上海众业公所），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上海金融近代化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至1928年底，上海二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真正确立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发起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较早就注意到上海在国内金融业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如他曾和虞洽卿等人倡议在上海设立证券与物品交易所，还指示国民党人在上海以经纪人的身份进行证券买卖，为革命事业筹集必要的经费。以后，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在广州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完全由国民党掌握的地方性政权。孙中山生前委托宋子文筹建广州中央银行时，就得到过中国银行方面的借款作为启动资金，尽管上海银钱业也强烈反对过孙中山挪用粤海关关余。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中国银行数度给予支持。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筹建和成立初期，上海银钱业更是通过垫款、承募库券直接予以支持。而在宁汉对立的时候，上海银钱业站在蒋介石方面，对武汉方面实行了金融业务方面的抵制。上海金融业在南北之间、宁汉之间作出了明确的政治选择，对蒋介石集团给予了重大的财政援助。应当指出的是，在筹款问题上，蒋的高压政策与上海金融业的商业原则之间也发生过纠纷乃至冲突。 　　但是，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团体的协调，上海金融界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 　　1927年底宁汉合流，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天津和北京后，政治中心仍定位于南京，但采取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把上海发展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方针，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 　　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了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1924年国民政府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北伐战争期间又在汉口设中央银行。这两处的中央银行实际上都属于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银行。1927年4月初，宋子文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上海接收江浙财政时，就已经确定在上海筹设中央银行。宁汉交恶期间，南京当局仍继续筹备中央银行，只是对于中央银行究竟设在南京还是上海没有定论。待到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宋子文出任统一后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最终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中央银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设于上海，其分支机构得于各地设置之。”（注：《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529页。） 　　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设立。中央银行开办资本2000万元，这低于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资本总额（2500万元）。但财政部仍必须以“建设金融事业”的名义，于10月份发行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3000万元。最后拨给中央银行的，除现款1040万元外，即为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票1110万元。也就是说，虽然法理上看中央银行全部是国家资本，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来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