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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监管法制的几个特色_银行管理论文 美国银行监管法制的几个特色_银行管理论文 平等、意志自由、公平交易等一直是商事法律所倡导和保护的基本原则。但由于金融活动具有经济价值含量大、辐射面广、对社会波及力沉重等特点，使得立法者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充分运用法律规则对金融活动实施管制和引导。同时，国家的金融政策也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来确认和推行。 　　一、立法的实用性和应急性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在商业活动的日常调整方面，则主要依靠成文法作为其执法和行政的依据。当经济关系亟待规范时，法律顺势而出，这本是成文法律的内在特征。但纵观美国金融法律体系，却有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这主要由于美国的大多数法律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或修改的。 　　关于银行和银行监管，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观点。早在殖民时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认为银行“比长久的敌人还危险”。但是18世纪末的美国作为一个未开发的幅员辽阔的年轻国家，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客观需要使得各地银行蓬勃发展。1836年，随着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美国银行”的销声匿迹，美国进入了自由开办银行时期。当时立法者的注意力仅在于防止出现大银行对地区经济的垄断。他们认为，既然允许一家银行成立，就应该允许很多家银行成立。一战后的经济增长也使自由证券市场大量产生。 　　然而，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当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制定新的法律， 以恢复美国金融系统的信誉和安全。1933年银行法（即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3年和1934年证券法、Q条例（旨在限制定期存款的最高利率）以及根据《1933年银行法》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等，一系列新政立法相继出台，其根本宗旨只有两个字——安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律，其在鼓励市场竞争和促进金融活跃方面的保守性可想而知。因此，一旦美国经济恢复正常，并逐渐开始新一轮的扩张时，限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限制存款利率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强制分离等法律规定，便成为金融家们竞相规避的对象了。 　　新政立法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银行家的获利驱动，金融服务市场的发展，无不要求规避或突破新政立法带来的金融管制。在监管与反监管的较量下，表面稳定的银行业充满了深刻的矛盾。 　　尽管1927年的“迈克法顿（McFadden）法”及1933年“银行法”均禁止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但迈克法顿法却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跨州经营提供了可能。银行家可以通过银行控股公司实现在各州的跨越经营，并获得税收上的收益。鉴于许多大的控股公司开始在其他州收购银行，国会通过了《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和《道格拉斯修订案》，用来禁止这种跨州收购的行为。1966年，国会又对《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做出修订，对收购银行现象本身做出立法，授予联储批准不会违反竞争的收购的权力。虽然此法仍然禁止多家银行控股公司进行地理扩张，但一家银行控股公司却被允许从事非银行业务，这导致了1965-1969年期间，一家银行可控股公司的数量翻了一倍，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非银行业务实现地理上的业务分散。1970年，银行控股公司法被再次修订，弥补了一家控股公司的漏洞，银行控股公司必须至少要控制两家银行。银行的跨州经营再次被限制。 　　利率限制也是这一期间的另一个特点。联储1933年实现的Q条例将存款利率限制的范围只适用于商业银行，但60年代初的利率上涨迫使储贷机构等非商业银行面临必须不断提高存款利率的压力。可是联邦监管者所做的并不是取消Q条例，而是在1966年通过利率限制法对储蓄机构的存款利率也规定了上限，只不过允许他们以高于商业银行0.25个百分点的利率提供存款利息。 　　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随着市场利率的猛烈上升，以及通讯科技的迅速发展，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打破。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及豁免控制法（DIDMCA）》减少了政府对存款机构的业务品种限制，并在1986年 4月废除了“Q条例”。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DIA）》为了扶助储贷机构及储蓄银行的生存，给予了储蓄机构以类似于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但却不受联储的管制。DIA解放了对储蓄机构盈利资产上的组合限制，允许他们从事商业贷款和吸收活期存款等只有商业银行方能从事的业务。 　　8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标志着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改革正式开始。 　　《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及其《1970年修正案》和《道格拉斯修正案》，均对州际银行业务做出了限制。为了规避这种限制，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如花旗集团和大通银行）经常成立一种“非银行的银行”，即在法律上不被定义为商业银行但仍可以从事商业和消费贷款的发放、吸收存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来绕开州的界限进入新的市场；同时，零售业、保险和基金也可以通过该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