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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的论文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的论文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以罗尔斯(john rams)1971年发表《正义论》为标志。我们可以把《正义论》以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以诺奇克(robert nozlek)和德沃金(ronald d就此而言，他与罗尔斯是一致的，两人都持有契约论的观念。 　　罗尔斯所要求的一致同意是在假设的理想条件下才能达成的，而且他仅仅要求就正义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哈贝马斯的一致同意要求比罗尔斯更强，一方面他的一致同意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而非假设条件下达成的，另一方面他要求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需要一致同意。罗尔斯的契约论是一次性的，其任务是为正义原则提供理性的证明。哈贝马斯的契约论是持续性的和始终如一的，他对所有公共事务都施加了一致同意的要求，而一致同意为各种制度和规则提供了合法性。归根结底，两人试图解决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不同的：对于罗尔斯，需要解决的是正义问题；对于哈贝马斯，需要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在其政治哲学中将正义问题转换为合法性问题。 　　正义也好，合法性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某种社会秩序提供合理的辩护。任何政治哲学都包含某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想。社群主义的理想最高，它向往的社会不仅是团结的，而且是和谐的，这种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拥有共同的善。自由主义的理想则低一些，它不相信社会能够拥有共同的善，因此仅仅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秩序。哈贝马斯的共和主义理想位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他设想的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还是团结的，但是同自由主义一样，他拒绝了共同的善的观念。 　　哈贝马斯是从康德的政治哲学来论证合法性问题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具有事实性，也具有有效性。对于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构成了法律的内在张力，而对于康德，这种张力被看作是强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是强制性的，任何对法律的违反都会受到惩罚。法律的这种强制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辩护，因为法律强制施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但是，康德认为，这种强制性的法律同时就是自由的法律，即人们对法律的接受是非强制性的，对法律的遵守是自愿的。法律的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对于国家意味着，法律只有是自由的，它的强制才是合理的；对于每个公民则意味着，不仅应该遵守法律，而且应该尊重法律。u一 　　就法律是强制的而言，人们是法律的接受者，从而必须服从外在规范的命令。就法律是自由的而言，人们又是法律的创建者，于是外在的命令变成了内在的自我约束，他律变成了自律。作为强制的法律建立在作为自由的法律上面，也就是说，合理的法律必须包括强制和自由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从康德的强制的法律，推出所谓法律的事实性，即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从康德的自由的法律，推出法律的有效性，即法律必须得到尊重。这里应该指出，哈贝马斯的有效性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事实的有效性，另一个方面是规范的有效性。前者是指行为的合法，即凭借强制施行而保证对法律规范的遵守，后者是指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它导致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自觉尊重。 　　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不是行为的合法，而是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在合法性问题上，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康德道德思想和卢梭政治思想的融合。按照康德的思想，公民既是法律的接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建者，前者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合法，后者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按照卢梭的思想，法律体现了公民作为整体的公意，表达了所有人共同的自由意志，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程序。因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观念包含两个要点：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接受者和立法者，而作为接受者和立法者，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第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同意和共识则产生于民主的过程。同意和共识表现了社会的团结，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只有是团结的，才能在重大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意和共识。对于哈贝马斯，团结不仅是当今社会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也是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的矫正。 　　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正义，然而哈贝马斯把正义转换为合法性。虽然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观点本身是合理的，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契约论的理念，但是哈贝马斯将正义问题变为合法性问题是不合理的，因为正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合法性问题，而且它也比合法性问题更为重大。就政治哲学而言，我们的任务不是主张所有公民作为立法者都应该参加法律的制定，从而为法律提供合法性，而是为合法性提供一个标准，并参照这个标准来检验现有的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性。 　　政治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批判现实。绝大多数公民都不可能亲身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他们可以对法律的合法性提出批评。当面对某种现成法律的时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