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 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来自中国国有上市企业实证证据.docVIP

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 ——来自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权小锋 吴世农 文芳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国有企业；私有收益；操纵性薪酬 作者简介： [1] 权小锋，男，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通讯地址：福建厦门大学934号信箱，邮编：361005；联系电话电子邮箱：quanxiaofeng@126.com。snwu@。文芳（1971.11-），女，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电子邮箱：gzwxc@163.com。普华永道对上市公司公布的薪酬统计分析2008年高管薪酬增长高于公司利润增长，甚至出现公司利润负增长而高管薪酬增长的倒挂现象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6621.1万的天价薪酬、格力电器董事长448位董事长在2008年获取零薪酬。当马明哲实现A股市场高管“第一年薪”到“零薪酬”的瞬间转变时，社会公众难免产生深层的忧虑：国企高管薪酬到底由谁定？《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政纪处分规定》(Berle Means，1932；Fama Jensen；1983)，为了避免委托代理可能带来的经理人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最优契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契约安排将管理者薪酬与股东财富紧密联系起来，以激励管理者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行事(Jensen Meckling，1976)。该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是董事会的有效谈判、市场有效约束和股东可以行使权力。然而，Bebchuk和Fried(2002，2004)研究认为管理层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远超出最优契约理论的预期，由于管理层权力的存在，董事会被管理层俘获或受其影响，使最优报酬合同不仅没有解决代理问题，本身就成为一种代理问题；同时，由于经理人市场关心的是管理层以往企业经营业绩，而非其所抽租金，产品市场关心的是企业整体利润和业务量，而非管理者薪酬，市场有效约束难以形成；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又使股东权力难以有效行使。因此，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有能力运用权力寻租，影响甚至操纵自己的薪酬。并且这种操纵行为最终会损害公司价值。 然而，由于担心相关外部人的抱怨损害董事和管理者的声誉，导致股东们在代理权竞争中降低对现任管理者的支持，管理层操纵薪酬经常采取一些伪装(Camouflage)方式，以降低这些“愤怒(outrage)成本”，(纳超洪，2009)。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更加隐蔽的在职消费成为国企高管薪酬的替代性选择。卢锐等(2008)认为在职消费是与控制权联系在一起的。薪酬契约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在职消费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管理层有可能利用这种不完全性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过度使用在职消费。一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受到监督越弱，就越可能享受更多在职消费。吕长江和赵宇恒(2007)认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作为控股股东主体的国家是虚拟人，其控股作用是通过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现的，而后者又要通过向国企委派管理者以真正完成。高管作为大股东的代言人，存在强烈的政治动机，这决定了他们的激励补偿不仅包括货币性薪酬、股权，还包括职位带来的非货币性收益。因此，国企管理层薪酬虽然长期面临刚性管制，但这种管制伴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加表现出更多的激励不相容性。管理层利用其职位权力有动机也有能力追求私有收益，这种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非货币性薪酬。 在国企不同的控制层级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企(以下简称“央企”)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以下简称“地方国企”)所受约束不同(夏立军等，2005)、政府干预程度不同(潘红波等，2008)以及经营目标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夏纪军等，2008)，其行为会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承担着更大的社会性功能，央企面临更多的社会舆论监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