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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的话语方式：自说自话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程红兵( [摘 要]独特的教育思想是成为教育家的关键所在，而独特思想的标志就是独特的话语方式。当下学校追逐时尚，教师、校长们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趋同性在潮起潮落的过程中。思想力的弱化觅泉，觅教育、教学实践之泉教育家的成长一个合格的教师和校长名师、名校长，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引领地区与时代的教育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教育家。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趋同性贴标签、换概念的现象校长、教师在追风逐浪，基础教育界几乎是万人同语话教育，流行什么概念，就群起而说之“我的课堂我作主”，不加区分地让所有孩子对所有内容都“自主学习”，这背后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支撑，但建构主义理论是指整个人类建构知识，而不是指单个儿童在建构知识，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概念潮流不断涌现，风从何来浪”从何来？“风浪”来自于教育理论家们，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著作刘尧“从属理论”现象表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研究成果；在研究成果上，少有原创性的发现和理论，缺乏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且多为跟随、模仿、验证等重复劳动；在研究话语体系上，呈现出一种比较艰涩的、痕迹明显的翻译语言特征。基于西方个体本位论的后现代教学观成了主打教学理论知识分子忙于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许多理论书籍，用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一个术语就是“译语”。对于此种现象，曹锦清写道：“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因此作者指出“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转移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立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我们在‘形式制度’内引入了不少‘现代’形式……在我看来，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多‘外来术语’，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社会心理文化”是“现代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但当我们说‘现代化’时，已在心目中确定了一个‘应该’。这个‘应该’中包含的情绪与要求，虽是我们民族的渴望，但其目标，却是从已现代化国家及其理论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民族可以且应该向另一个更为发达的民族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盲目从洋，其弊不在于媚外之嫌，而在于忘却民族的自我。单纯的模仿而激发出来的需要，往往并非一个民族最真实的需要，而且是注定实现不了的需要。我们在谈论‘应该’时，更多的要认清我们民族的自我，认清占民族多数成员的最紧迫的要求及这些要求在最近将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冯增俊教育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其一，任何国家的教育现代化都不是单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受某一先进国家作用而发生；其二，教育现代化往往引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推进指标，制定相应的标准，但并非是对这些西方教育指标的简单满足和机械套用，因而不可能具有统一的标准；其三，后发外生型国家教育现代化需要外力，但却决非为简单的外力推进的产物；其四，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要重视借鉴作用，但并非为国外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句话，后进国家教育现代化不是直接外生的，不是西方化。亚太许多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往往都是在西方作用下启动的，并且借鉴了西方的许多经验和改革成果，但是从没有一次是靠照搬西方模式改革教育而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阶段是必经之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冲击了我们的陈旧观念，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视域，使我们在长期的摸索中豁然开朗，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于是我们开始模仿别样做法。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忙于观念更新与，往往把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误潮起潮落，大浪淘沙。殊不知，在潮起潮落的过程中淹没了校长的个性，学校的个性。如果50年后的校长要查看今天校长的办学思想，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怎么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啊？其实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具体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复杂性是其他学校的经验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也是理论所不能充分验证、诠释的。追风逐浪、大浪淘沙的过程淘尽了校长的思想，淘尽了教师的原创能力，使我们的教育界患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