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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夏国美/杨秀石 本文使用两个独立调查取得的数据，检测了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流动后性行 为的改变及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结果显示，流动和 性别 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增加其临时或商业性行为 暴露的工作行业。女性而非男性流动人口在流动后经历了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显 著增长。个人认知和社会影响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构成具有重 要的相关关系，其中行为能力是与安全性行为最接近的显著因子，而工作场所的 支持则可以增强 女性流动人口在性关系中的权利。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重点的 变化，即不仅要研究艾滋病病毒在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更要看到其中的社会性别 差异。 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其实是和构成艾滋病风险的因素相应的，它同时伴随着以 产生结构性干预为目标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性别；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 作者夏国美， 1955 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杨秀石，1958 年生，美国欧道明（Old Dominion ）大学社会学与犯 罪学系教授。 * 本研究课题获得美国国立卫生院毒品研究所资助（National Institute onDrug Abuse Grant 1R01DA13145 ）。 一、引言 艾滋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蔓延。2005 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总数达到最高水平，从 2003 年的 3750 万上升为 4030 万，其中女性所占比例 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在中国，自 1989 年以来，[2]吸毒者共用注射器始终是 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途径。[3]但专家们认为，在 21 世纪，艾滋病的蔓延将越来 越以性传播为主；[4]经性途径传播将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5]不幸 的是，上述观点已经开始得到证实。2005 年中国新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约 7 万 人，其中经性传播者占 49.8% ，经注射吸毒传播占 48.6%.[6]这标志着性传播已 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更大规模蔓延的主要潜在威胁。 另一方面，商业性交易和无 保护的性行为将继续扩大这种威胁。国家监测数据显示，暗娼中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率 10 年中上升了将近 50 倍，从 0.02%上升到 0.93% ，局部地区的感染率已 经超过 1%.[7]2000 年，中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率为 9.4%，但 2005 年 3 月已上升至 28.1%.[8]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女性正在成为艾滋病新 增感染者中增长最快的群体。[9] 目前，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导致无保护的、临时或商业的性行为蔓延的 因素，以及这类性关系中女性的易受伤害性。由于商业性交易中的女性基本上由 女性 流动人口构成，中国近期的研究也趋向重视人口流动与临时或商业的性行 为以及艾滋病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10]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流动人口 和艾滋 病方面的文献都没有特别注意到特定人群由于流动所导致的性行为改变 以及性别不平等对构成艾滋病风险的作用。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性别不平等尤其是性别权利的作用对女性流动人口 艾滋病风险行为的影响。关注的焦点是：1.性别不平等与人口流动的相互作用是 否会促成女性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进入和暴露于临时或商业的性行为，其作用程 度如何；2.在临时或商业的性行为中，导致女性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安全性行为的 个人 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项研究的结果将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意义。因为女性 流动人口不仅在城市中处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风险之中，一旦她们不幸感染了 艾滋病病毒 并回到家乡，在知情或不知情中将病毒传染给其配偶或性伴侣，则 她们就会成为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重要桥梁人群。[11]这种状况将使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女性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甚至造成其家庭瓦解或被迫重新流 动，社会也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二、文献综述 在中国，人口流动、临时或商业的性行为与艾滋病病毒传播之间的联系已经 充分建立起来。研究发现，相对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更容易受到艾滋病风险 行为的伤害。[12]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的选择性（migration selectivity）、配偶 或伴侣的分离以及迁入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都可能造成流动人口风险行 为的增多。[13]与配偶或固定性伴的分离以及流动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