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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里的历史地图 “人类起源于西非，并分布到全世界。在人类的语言中，也保留着一幅人类走出非洲的历史地图。”令人惊讶的是，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一位生物学家，他是如何将基因多样性的方法用到语音研究上的呢？ “十里不同音”，对于中国人来说，口音的差异并不陌生。且不说汉语方言区之间的巨大语音差异，就是一个方言区之内，即便是相隔不远的地方，也经常有口音差异。语言学家对于方言的形成早已有了大量研究，很多方言，例如客家方言，本身就和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关系密切。然而，这些语音变化发生的时间并不遥远。想要用语音追踪更久远的历史信息，就有点困难了。 语音变化得很快，也很频繁。有些学者追溯印欧语系（包含印度、欧洲等地区主要语言的语系），能够追及的时间是大约9000年前。9000年比起人类语言的历史，恐怕并不算长——人类开始说话的时间还存在争议，但是大部分学者相信，人类至少在大约5万年前就已经能说话了。考古证据、分子人类学经常能追踪数十万到上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语言是否也具有这个能力？ 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生物学家昆丁·阿特金森（Quentin D. Atkinson）就打算用语言作为探索人类历史的工具。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要把来自基因多样性的方法用到语音研究上。和语言学家不一样的是，他不关心某一种语言具体的语音变化，而是想统计宏观数据，用语音变化的总体规律来发现人类语音的历史地图。而要绘制这张地图，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 走出非洲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预言，所有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祖先，这一祖先很可能是一种非洲的猿类。著名的演化论捍卫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支持这一假说。 如今看来，提出这样的假说并不容易。达尔文与赫胥黎的时代，人类祖先的化石还没怎么被发现。同时代的学者，如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提出过针锋相对的亚洲起源学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化石证据，加上分子生物学的巨大助力，才让这场持续了百余年的争论尘埃落定。通过研究化石，以及依靠追踪线粒体DNA等方法，科学界对人类“走出非洲”逐步达成了基本共识，之后的争论仅仅在于如何走出非洲了。 然而仔细探究“走出非洲”假说，就会发现走出来的过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之前同样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早已经走出非洲。而体质上与现代人类相近的人类祖先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之后，可能是在大约4万年前这个时间段，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非洲，先到达欧洲、中亚和南亚，然后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渡海来到澳洲和太平洋诸岛。注意，之前的世界上并非没有其他“人”，直立人已经分布在各地，例如著名的北京猿人距今大约50万年。然而有点遗憾，我们并非北京猿人等中国境内直立人的后代——走出非洲的智人，迅速取代了各地原来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等生物，成为现代人的祖先，并在过去4万年中遍布全球。如果仅仅依靠化石证据，恐怕不容易弄清楚这些过程，但是有了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追踪基因，我们总算比较明确了人类“走出非洲”理论，也就是“单一地区起源说”。 多种多样的语音  通过对基因的研究，科学家确立了人类起源的历史路径，他们同时发现，人类的基因受到了“系列奠基人效应”（Founder Effect）的影响。考虑到智人是不断从一个地区移民到其他地方，少数移民的基因频率决定了新族群的基因频率。想象一下，一个本来既有单眼皮又有双眼皮的社群，很偶然的情况下，有几个单眼皮冒险家决定外出探险却一去不回，在别处定居了下来。他们的后人中，单眼皮的人就可能非常多。本来一个并不怎么突出的特质，却因为移民中的少数奠基人而被放大。长此以往，这种效果造成的结果就是，发源地的人基因多样性往往要大于各个移民地区。这种效应不仅适用于人类——通过比较各地植物的基因多样性，甚至可以大致确立不同农作物最早被驯化的地点。 然而，因为人类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走出非洲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这种奠基人效应还存在系列：越早到达的地方基因多样性越丰富，最晚到达的大洋洲和南美洲基因多样性较贫乏。阿特金森正是利用了近似的方法，把人类语言也纳入到了这个宏大的历史地图中。 走出非洲的智人会说话吗？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是的”。我们这些智人的后裔，只要生下来就置于某个语言环境，不论是什么民族，都可以不费气力地学会当地的语言。语言本身并非在人类分散到全球后才独立发展出来，每一个人都有学会说任何一种语言的本能。甚至可以设想，也许正是语言这种无比强大的能力，让智人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迅速取代了过去各种走出非洲的直立人。换言之，人类就是这样叽叽喳喳说着话走出非洲的。那么，这十里不同音的语言，是否也存在“系列奠基人效应”的后果呢？ 阿特金森使用了马普数字图书馆维护的“语言结构世界地图”（The World Atla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