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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传 祁淑英、魏晓雯 谈歌：天下荒年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 　　　　　　　　　　　　　　　　　　　　　　——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回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情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情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娶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