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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中国商人的道德信念

严昌洪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问津国学大讲堂开讲，我很高兴。几年前我在新洲发表过《关于问津书院保护与利用的一点浅见》，讲了关于问津书院利用的建议，就是一?线、两讲、三展览。其中“两讲”就是举办两种讲座。书院是传播儒家学说的场所，所以恢复?后的问津书院建筑中不能没有儒学的活的精神，不能没有中国文化的?传扬。在书院里可以举办两种讲座，一是国学讲座，与拟议中的“儒学?教育学院”或武汉高校(如武汉大学)联合举办国学讲座，普及国学知识?。二是历史文化讲座，与省市图书馆联合举办，将它们开办有年、颇有影?响的“名家讲坛”办到问津书院来，每年请一两位著名学者来这里讲中?国历史文化。?现在我的建议得到响应，国学讲座终于开讲了，我怎能不高兴。

前面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已经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义，他最后讲到“信义”兄弟的意义，给我启发。我认为诚信就是中国商人的道德观念，今天应该予以大力提倡。所以讲这个题目。

首先，讲一讲诚与信的问题。

“诚”是一个形声字，一边是言，就是讲话，一边是成，这个“成”我以为不仅表示该字的读音，还表示，讲出的话应该践行成功，不打诳语，不讲骗人的话，说到做到。对人要诚实讲信用。《礼记·中庸》和《孟子·离娄》中都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或者说“思成者”）人之道也。”这就表明传统儒家观念认为“诚”是天（自然）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诚”字所包含的诚实诚恳，主要指主体真诚的内在道德品质。诚的功用是很大的：“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临人则人化。”（《二程集·河南程氏萃言》卷一《论道篇》），意思是说，诚信的功用表现在各个方面：用它修身，则使自身端正；用它处理事务，则事情能有条不紊；用它来待人，则使人为之感化。

“信”：是个会意字，一边是人，一边是言。意思是说每个人说的话对别人来讲，应当是诚实的。所以“信”就是真心诚意。《论语》中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信“字是对朋友而言的，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信”就是信用信任，主要指主体“内诚”的外化。所以有人说，“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

“诚”和“信”是相通的，所谓“诚则信也，信则诚也”。《礼记·儒行》中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儒家重视道德，所以不以金玉为宝，而以“忠信”为宝。可见，儒家是把“忠信”作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法宝。“诚信”既是儒家实现“仁义”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从大的方面讲，“诚信”是立国、治国的根本。从小的方面讲，“诚信”又是做人的道德准则。所以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贞观政要·公平》）宋儒更把“诚”说成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颐《通书·诚下》）没有哪种美德能离开诚信而能单独存在的。

由此看来，“诚信”就是我们做人的道德准则。所谓诚信是立人、立国之本，就是说我们做人、治家、交友，乃至执政，甚至做一切的事情，都要讲求诚信。“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诡谲，此乱道之根也。”（汉·王符《潜夫论·务本》）忠信与谨慎是道德的根本；虚假与欺诈是乱国之道的根源。

商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性，他们在实践诚信的问题上，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在他们那里，如何处理好义与利，诚与欺，显得十分纠结。按照诚信原则，那就要讲义、讲诚。但是商业就是要将本求利，商人就是要靠赚取利润来维持体面生活，持续扩大生意。《史记·货殖列传》上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苏洵也说过：“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有时讲义就不能获利，讲诚信就会亏本。买伞的希望天天下雨，卖棺材的不讨厌人家死人，“利之所在，忘其丑也”。“争鱼者濡，争兽者趋”，所以一些商人在利益驱动下，见利而忘义，为了获得利的最大化，可以不择手段，实行欺诈的经营方式。

自古以来，商人名声总是不太好，因为商业总是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人们谈论商业文化时，离不开饮食、服饰、茶、酒，说到商人时，常常用“锱铢必较”、“唯利是图”、“势利小人”、“市井之徒”等词语来形容。其实，商业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饮食、服饰、茶酒之中有文化，有艺术；大多数商人除了利润的追求外，也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们爱国家，讲道德，有修养，守信用，深深懂得将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商业的真正价值。近代以来，商界虽然有浊流横溢的一面，但其主流应该是在商业道德的讲求、商人形象的塑造和商业的文化包装中所体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进步文化熏染下所形成的中国商业与商人的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诚信”是中国商人坚守的道德信念。

其次，讲一讲不道德商业行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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