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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法律约束力研究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IIAs）以投资保护为核心，过度强调投资者权利而忽视东道国环境监管权，导致“逐底竞争”“环境倾销”等问题频发。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环境条款逐渐成为IIAs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强弱直接影响其实际效果——约束力不足可能沦为“软法”宣言，难以遏制投资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约束力过强则可能限制东道国合理的环境政策空间。因此，系统研究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对平衡投资自由与环境安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发展演进

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出现与发展，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投资-环境”关系认知深化的产物，其演进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环境条款的初步引入（20世纪末前）

早期IIAs以双边投资协定（BITs）为主，核心内容集中于投资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征收补偿等传统投资保护领域。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投资活动的环境影响关注有限，IIAs中几乎未直接涉及环境议题。即便部分协定隐含环境相关内容（如“公共利益”例外条款），也多为原则性表述，未明确将环境纳入保护范围。例如，部分BITs仅笼统提及“维护公共秩序”，但未具体说明环境属于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导致实践中难以援引此类条款作为环境监管的合法依据。

（二）发展阶段：环境条款的专门化探索（21世纪初至近十年前）

随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国际文件的出台，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接受，IIAs开始专门设置环境条款。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框架性条款”与“侧协议”并行。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首次在主协定中设立环境章节，并通过《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AAEC）作为侧协议，明确要求缔约国“不得为吸引投资而降低环境标准”，同时建立环境合作委员会。此外，部分新兴经济体签订的BITs开始引入“环境影响评估”（EIA）要求，规定重大投资项目需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但整体来看，这些条款仍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义务表述多为“尽力而为”（bestendeavour）性质，如“鼓励”“促进”等措辞削弱了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环境条款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衔接不明确，导致实践中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

（三）深化阶段：环境条款的约束力强化（近十年以来）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巴黎协定》的生效，推动IIAs中的环境条款向“具体化”“强制化”方向发展。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为代表的新一代IIAs，显著提升了环境条款的法律地位。例如，CETA专设“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明确将遵守《巴黎协定》等多边环境协定（MEAs）作为缔约国义务；CPTPP要求缔约国“不得通过减损环境法律来鼓励投资”，并将这一义务纳入可仲裁的实体规则。更关键的是，这些协定开始构建“实体义务+程序保障”的约束力体系：在实体层面，细化环境标准（如污染物排放限值、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在程序层面，设立专门的环境履约委员会，建立定期审查机制，并允许非政府组织（NGOs）提交“法庭之友”意见，增强条款执行的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

二、环境条款法律约束力的表现形式

当前IIAs中的环境条款已突破早期“宣言式”定位，逐步形成包含实体义务与程序机制的多层次约束力体系，其效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维度体现。

（一）实体条款：明确权利义务边界

实体条款是环境条款法律约束力的基础，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直接规范投资者与东道国的行为。

环境标准义务

多数新一代IIAs要求缔约国“维持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禁止“为吸引投资而降低现有环境标准”。例如，某区域贸易协定明确规定：“缔约国不得放弃或减损环境法律（包括污染防治、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执行，以鼓励投资者在其境内设立、扩大或保留投资。”此类义务突破了传统“不歧视”原则的限制，直接约束缔约国的环境立法与执法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若缔约国通过修订环境法规降低标准（如放宽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且有证据表明其目的是吸引投资，则可能被认定违反协定。

例外条款的环境导向

为平衡投资保护与环境监管，IIAs普遍保留“一般例外”条款，但近年来例外条款的环境属性显著增强。例如，CETA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采取或执行必要措施，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保护环境，只要此类措施的实施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这一条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