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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政治心态研究

引言

北宋王朝（960-1127）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疆域不算辽阔，军事称不上强盛，却以“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闻名后世。在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时代，士大夫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角色。他们的政治心态——那些藏在奏折、诗文中的理想与困惑，隐于朝堂纷争中的坚持与妥协，埋在贬谪生涯里的豁达与孤愤——不仅塑造了北宋的政治风貌，更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重要坐标。本文将以“政治心态”为切入点，沿着“群体觉醒-理想建构-现实碰撞-精神沉淀”的脉络，深入剖析北宋士大夫的内心世界。

一、群体觉醒：从“读书求官”到“以天下为己任”的身份蜕变

要理解北宋士大夫的政治心态，首先需回溯其群体形成的历史土壤。与汉唐门阀士族不同，北宋士大夫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自宋太祖“殿试遂为常制”，太宗朝“取士较宽”，真宗时《神童诗》喊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彻底打破了门第限制，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据统计，北宋130名宰相中，出身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者占比超三分之二，这种“布衣卿相”的流动性，使士大夫群体天然带有“非贵族性”的平民底色。

但仅仅是“做官”，远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政治热情。真正推动群体觉醒的，是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韩愈“文以载道”的呐喊，到北宋演变为范仲淹“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宣言；周敦颐“寻孔颜乐处”的追问，最终凝结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当儒学从“章句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士大夫的身份认知发生了质变——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帝王工具”，而是“道统”的承载者、“治道”的实践者。正如程颢所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种“以道自任”的使命感，让他们的政治参与超越了个人功名利禄，上升为对“理想政治”的集体追寻。

以范仲淹为例，他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划粥断齑”苦读的经历让他深知民间疾苦。入仕后，他三次被贬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主持庆历新政时直言“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觉，正是群体觉醒的典型体现。可以说，北宋士大夫的政治心态，从一开始就带着“天下意识”的鲜明烙印。

二、理想建构：“致君尧舜”与“共治天下”的双重追求

如果说群体觉醒是政治心态的起点，那么对“理想政治”的建构则是其核心内容。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致君尧舜”，即通过道德劝诫与制度约束，将皇帝塑造为“圣君”；二是“共治天下”，即通过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参与，实现“君臣相得”的良性政治生态。

（一）“致君尧舜”：从道德规劝到制度制衡

在士大夫眼中，皇帝不仅是权力象征，更是“道”的实践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试图用“儒家伦理”规训皇权。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明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程颐为宋哲宗讲《论语》，当面纠正皇帝“折柳”的“不合礼”之举；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直言“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这种“以师道驭君道”的努力，甚至体现在制度设计中——台谏官“风闻言事”的特权、经筵官“坐而论道”的仪式、封驳官“缴还诏书”的权力，都是士大夫试图将皇权纳入“礼法”轨道的尝试。

（二）“共治天下”：从个体担当到群体协作

“共治”的理念，源于对“君主独断”的反思。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指出：“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王安石则更直接：“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种认知推动士大夫从“个人尽忠”转向“群体共治”。例如，庆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优化人才选拔，让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决策；熙宁变法中，王安石虽被称为“拗相公”，却也组建了包括吕惠卿、曾布在内的改革团队，试图以群体智慧推动变革。

这种双重理想，在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既强调“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又呼吁“慎选举，敦教育”以培养“经世之才”，更提出“重命令”以确保政策执行。可以说，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是一幅以“圣君”为引领、以“贤臣”为支柱、以“仁政”为目标的美好蓝图。

三、现实碰撞：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与调适

然而，政治心态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遭遇了三重挑战：皇权的猜忌、党争的内耗、改革的阻力。这些挑战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行为，更深刻影响了其内心世界的波动。

（一）皇权的边界：从“君臣相得”到“君权独大”的张力

北宋虽有“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共识，但皇权的本质是“独占性”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对石守信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已暗含对武人的防范；到宋真宗“天书封禅”，通过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强化权威；再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却又“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