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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

清晨六点半，我在厦门的出租屋揉着眼睛接电话——是表妹小棠，刚上一年级的小丫头举着电话蹦蹦跳跳：“姑姑你看！我们教室的黑板会发光！老师放了海底世界的视频，热带鱼像从屏幕里游出来一样！”电话那头传来清脆的上课铃，还有小朋友凑过来喊“小棠快坐好，要发智能课本啦”。

同一时刻，贵州老家的侄子小远正蹲在门槛上系鞋带。他的书包是去年开学时我买的，深蓝色帆布包磨得起了球，里面装着妈妈缝的布笔袋，还有本卷了边的《语文》课本——封面的“我上学了”四个字，是他用铅笔描了三遍的。奶奶把煮好的红薯塞给他：“慢点儿走，山路滑。”小远咬着红薯往学校跑，书包撞在背后的竹篓上——竹篓里装着要给老师的青菜，是奶奶从菜地里摘的。

小棠的教室在二十层楼的教学楼里，落地窗外能看见海边的摩天轮。智能黑板连着校园Wi-Fi，老师点一下屏幕，就能调出故宫博物院的实时展讯；绘本角的软沙发上堆着英文原版书，阳光晒得书页暖乎乎的；卫生间的镜子旁贴着“七步洗手法”的动画，连擦手纸都是印着字母的。小远的教室在山脚下的平地上，墙皮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黑板是水泥做的，粉笔印擦不干净，老师总说“凑活着看，等年底换块新的”；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就哗啦响，孩子们的课本得压着石头才不会被吹走。

小棠的语文老师姓林，教案里夹着两张美术馆的门票——下周要带孩子们去看儿童插画展，还要让大家用彩纸做“自己的故事书”；数学老师会用乐高教加减法，说“积木堆成的城堡，就是数字变的魔术”。小远的语文老师是张婶，去年刚从县城退休，来村里代课。她的教案写在旧备课本上，每页都画着小图标：“日”字旁边画个太阳，“月”字旁边画个月亮——因为有些孩子没学过拼音，得用图画帮着记；数学老师是退伍的陈叔，他没有练习册，就把题目抄在黑板上，孩子们用铅笔写在旧本子背面，写完擦了再用——“纸要省着用，等你们上初中，就有新本子了”。

晚上七点，小棠的妈妈在厨房做牛排，手机里放着“幼小衔接讲座”的录音：“现在得规划编程课了，三年级要考等级证；英语启蒙不能停，周末的外教课要坚持。”小棠趴在沙发上拼乐高，嘴里念叨着“这个零件是机器人的胳膊，要和齿轮对齐”。同一时间，小远的妈妈在织毛衣，灯光昏黄，她的针脚有点歪。小远坐在门槛上读课文，声音飘得很远：“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妈妈抬头笑：“读得真好听，等你考上县城的中学，就能见着真正的山山水水了。”

小棠的周末排满了兴趣班：周六上午编程，下午芭蕾；周日上午英语，下午绘本创作。她会抱怨“好累哦”，但转脸就拿着自己做的绘本跑过来：“姑姑你看！这是我画的海底学校，鱼老师在教吐泡泡！”小远的周末是跟着爷爷修拖拉机——爷爷拧螺丝的时候，他蹲在旁边递扳手：“爷爷，这个螺丝要拧多少圈？”爷爷说：“三圈半，多一圈就紧了，少一圈就松了——跟你做数学题一样，得准。”后来小远成了物理课代表，他说“修拖拉机时学的机械原理，比课本上的公式还灵”。

我曾问过小棠：“你觉得上学好玩吗？”她歪着脑袋：“好玩呀！我们班有个机器人，能跟我们对话；还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海边捡贝壳，做了个贝壳相框送给妈妈。”我问小远同样的问题，他啃着烤红薯笑：“好玩！上次陈老师用矿泉水瓶做了个净水器，我们把山泉水倒进去，过滤出来的水清亮亮的；还有一次，张老师教我们写‘家’字，说‘家’就是屋顶下面有猪——我们家的老母猪刚生了小猪崽，我写的‘家’字下面画了三只小猪！”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小棠的生活里，教育是地铁里的英语广告，是商场的科技展，是妈妈手机里的英语儿歌；小远的生活里，教育是翻山越岭去学校的清晨，是跟着爷爷修拖拉机时学的扳手技巧，是张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小猪。他们的生活不一样，教育的样子也不一样——就像同样是春天，厦门的三角梅开得像火，贵州的野杜鹃开得像霞，都是春天，都在努力绽放。

去年过年，小棠跟着爸妈回贵州老家。她抱着自己的编程机器人跑到小远的房间，小远举着自己做的弹弓给她看：“你看！这个弹弓能打准十米外的橘子！”小棠睁大眼睛：“哇！你怎么做到的？”小远说：“调整皮筋的张力呀——皮筋拉得越长，弹力越大，就像你机器人的电池，电量越足，跑得越快！”那天下午，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得满头大汗：小棠教小远用机器人拍院子里的桃花，小远教小棠用弹弓打树上的梨——梨没打下来，倒惊飞了一只麻雀，两个孩子捂着肚子笑，笑声飘得很远，飘到山那边的学校，飘到海边的摩天轮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忽然懂了：教育从来不是统一的模板。沿海的教育像一辆高速列车，载着孩子们往更辽阔的世界跑；中西部的教育像一辆慢火车，沿着山路慢慢开，但每一站都有不一样的风景。那些智能黑板、编程课是教育，那些旧投影仪、修拖拉机时学的原理也是教育；那些精致的绘本、外教课是教育，那些卷边的课本、用矿泉水瓶做的净水器也是教育。

小棠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