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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为新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如何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放得活”与“管得住”相统一的经济秩序，既是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更是实践探索的紧迫任务。

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辩证统一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讨论的核心命题。有效市场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则强调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干预作用。西方经济学长期采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机械二分法，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境。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则呈现别样风景，保持着动态平衡。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逐步形成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机制。新时代以来，我国以“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的治理格局。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既避免了休克疗法的震荡，又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桎梏，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需要把握三对辩证关系：在政府职能上，坚持补位不缺位与到位不越位的统一；在制度创新上，实现法治规范与改革突破的统一；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政府通过制度供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机制则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要素的高效配置；政府调控保障宏观稳定，市场竞争激发微观活力；公共政策引导社会公平，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中国实践正在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新的经济发展范式，这种范式既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又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政府万能，在动态平衡中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政府的“有为”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如浙江省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大幅压缩审批事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使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1个工作日。其二，市场的“有效”以政府制度保障为基础。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制改革中，监管部门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退市机制，既维护了市场活力，又守住了风险底线。其三，二者的动态平衡体现时代发展要求。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通过数据要素确权、算法监管等新型治理工具，既释放了平台经济活力，又防范了资本无序扩张。

国际经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比较分析

国际经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比较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政府干预的程度、市场机制的作用等。实践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需要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政府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干预，减少市场失灵，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导致的负面影响。

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可以分为“掠夺之手”模型和“扶持之手”模型，这两种模型虽然在假设前提上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应积极作为。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强调政府构建竞争秩序，日本产业政策注重市场培育，美国创新体系突出基础研究投入。这些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德国数字化转型滞后，日本产业政策僵化，美国金融监管松弛引发危机。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从外部到内部、从辅助功能到主导功能的转变。中国实践展现出独特优势，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比如在芯片领域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又通过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市场活力，比如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从190项缩减至27项。

政府干预的类型可以分为反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和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市场失灵和反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较为普遍。巴西陷入“过早去工业化”陷阱，印度受困于土地改革停滞，根源都在于未能建立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国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消除绝对贫困，又培育出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体现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优势，在于将市场效率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种价值导向在市场经济中具体表现为，就业优先战略筑牢民生底线，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1％，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在实践路径上，各地政府的“接诉即办”机制提供了政府有为的创新样本，通过大数据分析民生诉求，将12345热线转化为治理资源，问题解决率提升至90%以上。这种模式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