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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飘”在县城

你生活在哪座县城？

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内地有1866个县域，约占国土面积的90%，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县域内。与一二线城市相比，县城里有一个更接地气的中国，也有一个更开阔的世界。

2000年，有媒体提出“飘一代”的概念，聚焦北上广的打工人，把带着浮萍般的无奈和无助、被动的“漂”代之以主动的、自觉的“飘”；2017年，有了续集“飘二代”，聚焦因父母工作变动而不断更换生活环境和社交圈的年轻人；2024年，随着县城话题的火热，“县飘”开始成为当代年轻人向往的生活。

“飘一代”是理想主义者，天真，向往诗和远方；“飘二代”是现实主义者，务实，活在当下，不再盲目追求“大城”；“县飘”则是两者的结合体，既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也追求人生旷野。

对于来自乡村的“县飘”来说，县城有更丰盈的生活，离家乡不远，可以把县城当作新起点，做好向更高线城市冲锋的准备；对于来自城市的“县飘”来说，县城有更松弛的生活、更浓郁的烟火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下沉到县城。

从“飘一代”到“飘二代”，再到如今移动路径相反的“县飘”，“飘”所指向的，是流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游牧青年”，去寻找他们的“旷野”。“飘在县城”，也可以是一种主动探索的生活方式，而非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飘，是为了找到支配人生的可能性

从“县城文学”到“县域旅游”，最近几个月，“县城”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

“北漂十年输给了县城青年”等类似的叙事，传递了一部分大城市新移民的迷茫和纠结：是继续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地方？是选择有边界感的陌生人社会，还是选择人际交往密切的熟人社会？要紧张感，还是要松弛感？

人生的道路该如何选择，取决于你自己。就拿“飘”这件事来说，有的人选择“飘”在大城市，把自己出生的小城视为“乡愁”；有的人选择“飘”在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在平淡的日常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有的人则在小城和大城之间几进几出，成为媒体所定义的“回笼漂”。

1922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赤手空拳地从湘西前往北京。他写道：“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近百年前，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像沈从文这样的有志青年纷纷从家乡前往北京、上海．掀起了第一波都市迁移潮。他们也成为第一拨“京漂”“沪漂”，离开家乡及其附着的乡土社会传统，寻找自己支配人生的可能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原有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逐渐被打破，人们得以大规模自由移动。1995年夏天，刚刚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文艺青年胡吗个去了北京，随身只带了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放弃户口和档案走出体制的人。一年后，毕业生分配制度被取消，大学生得自寻出路。于是，或主动或被动，人人都开始“飘”。

这正是“飘一代”概念横空出世的背景。哪里有机会，哪里就会聚拢有梦想的人群。“飘一代”流向的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而“飘一代”的下一代——“飘二代”，他们走得更远，流向的是世界各国。

“飘一代”“飘二代”的主流移动路径是往外走、往高处走；但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往内走，他们“飘”在丽江、大理等地，为的是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进步，高线城市与相对低线的城市在物质消费上的差距日渐缩小，尊重个体选择也成为社会共识，“飘”在县城的条件也成熟了。这些“县飘”，一方面是往回走——在大城市的经历，让他们对大城市“祛魅”，选择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往内走——他们沿着当年那拔生活家开拓的路行走，希望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

JustSoSoul研究院针对Z世代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上广深打拼的异乡人，超八成想过回家；而留在家乡工作的人，有59%不愿前往大城市工作。该调查指出，在Z世代眼中，繁华的都市生活是他们的理想选择，但已经不是第一选择。

选择多了，就允许“试错”，比如“回笼漂”。“逃离北上广”的理由是相似的：大城市工作压力大，节奏也快，自己就像“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回流北上广”的理由也是相似的：以为自己从异乡逃回了家乡，结果发现两处都是异乡，那还不如回到更为繁华的异乡。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Offer，一个是老家某银行的Offer，年薪差距20万元，怎么选？”一名过来人的建议是：接受前一个Offer，看能不能适应。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的话，起码能存下钱，到时候可以做“县飘”，可选择空间更大。

1866个县域，哪里是理想之城？

有媒体注意到，“县飘”这一话题讨论的升温，和中国一线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趋缓，在大城市越来越“难以出头”的现象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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