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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生产法执法实践的改进路径

引言

劳动安全生产法作为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维护企业生产秩序的核心法律，其有效实施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安全生产监管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生产场景迭代升级、劳动者权益意识持续增强，对执法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存在基层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方式滞后、社会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法律效能的充分发挥。探索劳动安全生产法执法实践的改进路径，既是推动法律从“文本规范”转化为“现实约束”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劳动安全生产法执法实践的突出问题

（一）执法力量配置不均衡，基层监管能力待强化

基层是安全生产执法的“最后一公里”，但当前基层执法队伍普遍面临“量少质弱”的困境。从人员数量看，部分地区基层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与企业数量比例严重失衡，一名执法人员需负责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的日常检查，难以实现“全覆盖、深穿透”的监管要求。从专业能力看，执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多集中于传统行业，对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面对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新型设备时，易出现“看不懂、查不透”的情况。此外，基层执法队伍年龄结构老化问题突出，部分人员对信息化工具的操作不熟练，影响了执法效率。

（二）执法方式传统滞后，精准化水平待提升

传统的“运动式检查”“突击式执法”仍是部分地区的主要手段，日常监管的常态化、制度化不足。一方面，执法检查的随机性与针对性失衡：部分检查未充分结合企业风险等级、历史隐患记录等信息，导致高风险企业未被重点关注，低风险企业却频繁迎检，既浪费行政资源，又增加了企业负担；另一方面，执法工具的科技化应用不足，多数基层监管部门仍依赖“肉眼看、耳朵听、鼻子闻”的人工检查方式，对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停留在初级阶段，难以实时捕捉设备运行异常、环境参数超标等隐性风险。

（三）执法与普法衔接不足，企业主体责任待落实

部分执法过程存在“重处罚、轻教育”倾向，未能将普法融入执法全流程。一些企业对安全生产法的具体要求一知半解，甚至将“应付检查”作为主要目标，而非主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例如，在某起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虽因隐患问题被多次处罚，却始终未真正理解“安全设备定期检测”的法律依据，仅在检查前临时检修应付。此外，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往往聚焦于隐患整改，缺乏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面对面法律解读，导致企业对“为何改、如何改”的认知模糊，隐患整改的主动性和持续性不足。

（四）社会协同机制薄弱，多元共治格局待构建

安全生产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但当前社会力量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劳动者作为安全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因担心被打击报复，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不愿举报、不敢举报”的现象普遍存在；行业协会多侧重于行业服务，在制定安全标准、推广先进经验、协助执法检查等方面的职能发挥有限；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良莠不齐，部分机构为迎合企业需求出具虚假报告，干扰了执法判断。此外，媒体和公众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多集中于“事后曝光”，对“事前预防”的参与渠道较少，未能形成全过程、多维度的监督网络。

二、劳动安全生产法执法实践的改进路径

（一）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夯实基层执法基础

提升执法效能，关键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基层执法队伍。首先，要优化人员配置，根据区域内企业数量、行业风险等级等因素，科学核定基层监管部门的执法编制，通过公开招聘、跨部门调配等方式补充新鲜血液，重点引进化工、机械、电子等专业技术人才。其次，要构建“全周期”培训体系：入职阶段开展法律知识、执法流程、应急处置等基础培训；日常阶段通过“案例研讨+现场教学”提升对新兴领域风险的识别能力；针对信息化工具应用，定期组织大数据分析、智能监测设备操作等专项培训。最后，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执法质量、隐患整改率、企业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对表现突出的执法人员给予表彰奖励，激发队伍活力。

（二）推动执法方式创新，提升精准监管效能

适应安全生产形势变化，需从“被动式检查”向“主动式、精准式监管”转变。一方面，推行“风险分级+差异化执法”模式：依据企业的行业属性、设备状况、历史事故记录等，将企业划分为“红（高风险）、黄（中风险）、绿（低风险）”三级，对红标企业增加检查频次、延长检查时长，对绿标企业减少常规检查、以“双随机”抽查为主，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深化科技赋能，建设“智慧安监”平台：整合企业基础信息、设备监测数据、隐患整改记录等，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风险趋势，自动生成检查重点；推广使用便携式智能检测设备，如气体检测仪、红外热像仪等，提升现场检查的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