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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中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引言

合同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交易工具，传统上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仅对缔约双方产生约束力，与第三人无涉。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合同履行往往会对第三人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到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生产者对产品责任的承诺可能涉及最终用户，大到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人与承包人的约定可能影响实际施工人权益。如何在保障合同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平之间找到平衡，妥善保护合同履行中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成为民商事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基本范畴、现行机制、实践困境及完善路径四个维度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合同履行中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基本范畴

（一）核心概念界定

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指非合同缔约方但因合同履行行为直接或间接受到利益影响的主体。其外延既包括合同订立时已明确指向的特定第三人（如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也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行为后果辐射而涉及的不特定第三人（如环境污染合同中受影响的周边居民）。“第三人利益”则涵盖财产权益（如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权益（如产品缺陷导致的健康损害）及其他合法权益（如基于信赖产生的期待利益）。

（二）传统理论的突破与现实需求

合同相对性原则自罗马法“债为法锁”理论确立以来，长期被视为合同制度的基石，其核心在于“无缔约则无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纯粹严守相对性已无法满足实践需求：一方面，利他合同（如涉他合同）的广泛应用使第三人直接获得履行请求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合同履行的外部性（如建筑工程质量影响业主安全、供应链合同违约导致下游企业损失）要求法律对第三人利益给予必要关注。这种突破并非对相对性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利益衡平实现更广泛的公平。

（三）保护的价值基础

保护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利益，本质上是法律对“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双重回应。从个体层面看，第三人可能基于对合同履行的合理信赖（如供应商向买方承诺“优先供货”，买方据此与下游签订销售合同）形成期待利益，若合同违约导致该利益落空，需通过制度设计填补损失；从社会层面看，现代交易呈现链条化特征，单一合同的履行状态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保护第三人利益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降低社会总成本。

二、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保护机制

（一）成文法中的制度支撑

我国《民法典》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条款构建了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基本框架。其中，第522条规定了“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明确第三人可依据合同约定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第523条“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则规定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承担第三人不履行的违约责任。此外，第535条代位权制度允许债权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间接保护了债权人（此时债权人相对于原合同可能成为第三人）的利益。更具突破性的是第120条“侵权责任”与第1165条“过错责任”的衔接，当合同履行行为（如产品生产、工程施工）侵害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权益时，第三人可通过侵权之诉获得救济。

（二）典型场景的适用分析

以建设工程领域为例，发包人（甲方）与承包人（乙方）签订施工合同，约定“乙方需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此时，房屋买受人（第三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因工程质量缺陷导致房屋漏水、结构安全等问题时，可依据《民法典》第801条“施工人对质量问题的赔偿责任”及侵权责任相关规定，要求承包人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另如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甲方）与保险人（乙方）约定“受益人为丙方”，丙方作为明确的第三人，可直接依据第522条要求乙方支付保险金，突破了传统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三）现有机制的局限性

尽管《民法典》构建了基本框架，但实践中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一，第三人范围界定模糊。例如，第522条仅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时第三人可请求履行，但未明确“当事人约定”的具体形式（如口头约定是否有效）及“法律规定”的外延（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特殊规定是否纳入）。其二，救济路径存在竞合冲突。当第三人既可通过合同之诉（如代位权）又可通过侵权之诉主张权利时，如何选择更有利于保护其利益，法律未作出明确指引。其三，责任边界不清晰。例如，在“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若第三人因自身过错未履行，债权人能否直接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现行规定仅明确债务人需担责，对第三人的直接追责缺乏依据。

三、实践中的典型困境与成因分析

（一）第三人范围的认定难题

司法实践中，“是否构成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常引发争议。例如，甲公司与乙运输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至丙仓库”。丙仓库作为收货方，是否属于第522条中的“第三人”？若甲公司与乙公司仅约定“运至丙仓库”但未明确丙的请求权，丙能否直接要求乙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不同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认为需合同明确“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