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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与界限分析

一、引言：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精神与时代价值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违法阻却事由，其本质是通过赋予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的自我防卫权，实现“以正对不正”的正义价值，同时弥补公权力救济的滞后性。我国《刑法》第20条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制度的核心立法精神在于“鼓励公民反抗不法侵害、维护社会正义秩序”，既强调对防卫行为的宽容与保护，又通过设置必要限度防止权利滥用，实现“保护防卫者”与“约束防卫权”的平衡。

从时代价值来看，正当防卫制度是法治社会中“权利保障”与“秩序维护”的重要契合点：其一，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当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面临不法侵害时，公权力往往难以即时介入，正当防卫为公民提供了合法的自我保护途径，是公民行使自卫权的法律依据；其二，震慑不法侵害行为，明确的正当防卫规则能够让潜在的不法侵害人意识到侵害行为可能引发的防卫后果，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司法裁判确认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能够纠正“谁受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的错误导向，树立“法不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理念。然而，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长期面临“认定标准模糊、适用率偏低、界限把握困难”等问题，“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等热点案件的审理过程，充分暴露了制度适用中的现实困境，亟需从立法解释、司法规则、实践操作等层面予以厘清和完善。

二、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构成与现行适用规则

（一）正当防卫的法定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20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正当防卫的成立需满足“五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1.防卫意图的正当性：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正当目的，即防卫行为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利，而非出于报复、泄愤等非法意图。若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不存在，或借防卫之名行侵害之实（如“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则不构成正当防卫。

2.防卫起因的现实性：必须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一客观前提，不法侵害需具备“违法性”“侵害性”和“现实性”。其中，“违法性”要求侵害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如故意伤害、抢劫、盗窃等），合法行为（如执法人员的合法执法行为）不能成为防卫对象；“现实性”要求不法侵害是客观存在的，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想或推测的（若为假想侵害，则可能构成假想防卫）。

3.防卫时机的适时性：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即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已经开始”是指不法侵害人已着手实施侵害行为，对合法权益形成现实、紧迫的危险（如持刀逼近、动手殴打等）；“尚未结束”是指不法侵害未被制止、危险尚未消除（如侵害人未逃离现场、未放弃侵害意图等）。提前防卫（侵害尚未开始）、事后防卫（侵害已经结束）均不构成正当防卫，可能构成故意犯罪。

4.防卫对象的特定性：防卫行为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不得针对无辜的第三人。这是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是制止不法侵害，若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既无法达到防卫效果，又会侵害无辜者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性要求。

5.防卫限度的必要性：防卫行为必须在“必要限度”内实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无限防卫）制度：“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二）现行司法适用规则的核心内容

为规范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20年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形成了“立法+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的三层适用规则体系：

1.《指导意见》的核心指引：《指导意见》明确了正当防卫适用的“十大规则”，包括“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限度等条件”“区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正确认定特殊防卫的适用范围”等。其中，重点强调了“防卫限度的判断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情境”“综合考量不法侵害的强度、手段、危害程度等因素”“不能苛求防卫人精准把握防卫力度”等裁判理念，旨在纠偏司法实践中“唯结果论”的倾向。

2.指导案例的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45号指导案例“张那木拉正当防卫案”、第93号指导案例“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改判防卫过当）等，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例如，“于欢案”二审判决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