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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讲述她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配音文稿

是什么让我们在不断的失望后继续前行？是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想必大家对这句话有些耳熟能详吧，没错这正是杨澜的经典语录中其中一句，也正是这句话我想是激励杨澜勇敢面对她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吧，那她所经历的都有哪些呢，今天传媒配音网小编收集了一些如下：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

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是不是喜欢资本操作，但其实他是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份苦心，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我觉得是。所以回头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做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也是一次完成战略转型和业务调整的机遇。公司过去是一个平台的运营商，在阳光卫视出售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但我在这之后慢慢看清媒体市场的走向：在一个整合媒体的时代，单一的媒体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无论是品牌的推广还是商业的合作，都需要一个整合媒体的概念。“整合”现在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观点了，应该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