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物著作权主体资格论证——基于《民法典》第123条“投资激励理论”.pdfVIP

AI生成物著作权主体资格论证——基于《民法典》第123条“投资

激励理论”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社会化应用的深度普及，

人工智能生成物（AIGC）的法律定性，特别是其著作权主体资格的认

定，已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乃至整个法律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传统的

著作权法理论以“人”的独创性智力活动为绝对中心，在面对由算法

模型自主生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已无法清晰界定人类创造性贡献的作

品时，显得捉襟见肘，引发了理论上的巨大争议与司法实践中的裁判

分歧。本研究旨在跳出当前学界主要围绕“独创性”要素进行的形式

主义辨析，转而回归知识产权制度的本源性目标，即通过赋予排他性

权利以激励对智力成果的投资。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七条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为出发点，运用“投

资激励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系统性地论证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

权主体的归属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功能主义法学方法

与比较研究，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开发者与用户在生成物“创作”过

程中的投入性质、风险承担以及激励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将人工智

能生成物直接划入公有领域，将同时抑制开发者与用户的投资热情，

有悖于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文化繁荣与技术创新的根本宗旨。在开发者

与用户之间，用户的投资行为，包括其付出的时间、金钱、技能以及

为实现特定表达而进行的创造性构思与指令输入，是特定生成物得以

产生的最直接、最关键的投入。将著作权主体资格赋予用户，最能直

接地激励海量、多元化的作品创作活动，并能有效地促进人工智能工

具的应用与普及。开发者的巨大投资，则主要通过其提供的服务收费

、技术许可等商业模式获得回报，将其定位为工具或服务的提供者，

更符合其投资性质与市场角色。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基于投资

激励理论的功利主义视角，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著作权主体资格赋予其直接用户，是当前最具解释合理性与实践可行

性的制度选择。这一结论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法典》时代的知识

产权理论，为司法实践在处理新型案件时提供清晰的裁判指引，以及

为构建一个既能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又能促进文化内容繁荣的、平

衡的法律规制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主体；投资激励理论；民法典；作者身

份；独创性

引言

在当今由数据、算法与算力共同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I）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地变革

着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创造范式。从能够进行多模态深度对话

的语言大模型，到依据文本描述即时生成高精度图像的扩散模型，人

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辅助人类创作的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能

够自主完成大部分创作流程的“准主体”。这一技术飞跃在极大地解

放生产力、激发创意潜能的同时，也向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石的

传统法律体系，特别是著作权法，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其中，最为

核心与紧迫的问题便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绘画、文章、音乐等内容

（AI-GeneratedContent,AIGC），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谁？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以及作为其上位法依据的《民法典》，

其整个制度大厦均构建于“作者”这一核心概念之上，而“作者”在

传统法理中被天然地、不言自明地限定为进行独创性智力活动的自然

人。然而，在AIGC的生成过程中，人类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

化。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者投入了巨大的资本与智力资源构建了算法

的“大脑”，但他们并未参与具体生成物的“构思”；人工智能的用

户通过输入提示词（Prompt）启动并引导了生成过程，但其智力贡献

的程度与最终生成物的复杂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非对称性；而

人工智能模型本身，作为执行生成任务的主体，却又缺乏我国法律所

要求的民事主体资格。这种“主体缺位”的困境，使得关于AIGC著作

权归属的讨论，陷入了理论上的僵局与实践中的混乱。目前，司法实

践中已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有的法院倾向于承认用户的“作者”地

位，有的则认为生成物不构成作品。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已

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若权利归属长期悬而未决，

投资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开发者将对成果的法律保护产生疑虑，而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创作的用户，也将因无法稳定地享有和行使其

“作品”的权利而丧失创作与传播的积极性。

因此，深入研究AIGC著作权主体资格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仍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