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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行为法律适用解析

引言

走在小区楼下，常能听见反诈宣传车循环播放：“陌生链接莫点击，转账之前多核实”。近年来，从“冒充客服退款”到“虚假投资平台”，从“婚恋交友杀猪盘”到“刷单返利陷阱”，网络诈骗像无形的网，正以更隐蔽、更精准的方式侵入日常生活。据统计，网络诈骗已占全部电信网络犯罪的70%以上，涉及金额从几百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小到退休老人的养老钱，大到企业的流动资金，都可能成为骗子的目标。面对这种“非接触式”犯罪的新形态，如何准确适用法律、精准打击犯罪，既是司法机关的挑战，也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命题。本文将从行为特征、法律适用、司法难点、典型案例到防范救济，层层剥开网络诈骗的法律外衣。

一、网络诈骗的行为特征：与传统诈骗的“变”与“不变”

要理解法律如何适用，首先得认清网络诈骗的“真面目”。它与传统诈骗（如街头“掉包计”“算命骗钱”）在本质上都是“骗”，但依托互联网技术，手段、对象、隐蔽性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手段的“技术性”：从“面对面”到“键对键”

传统诈骗多依赖行为人现场表演，比如用假金饰骗老人“低价转让”，或用“神医”话术骗取信任。而网络诈骗的“技术感”贯穿全程：骗子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信息（如电商平台购物记录），精准锁定“潜在被害人”；再通过PS伪造“官方客服”聊天界面，用AI语音模仿熟人声音（曾有案例中，骗子用AI合成女儿声音，骗母亲转账58万元）；甚至搭建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的“钓鱼网站”，诱导输入银行卡信息。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骗子为了让“虚假投资平台”更逼真，专门购买了金融类网站模板，页面上的“实时行情”直接抓取正规平台数据，被害人初期小额提现成功后彻底放松警惕，最终投入全部积蓄。

（二）对象的“泛在性”：从“熟人圈”到“全网撒网”

传统诈骗受限于空间，多针对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比如在菜市场骗老人）。网络诈骗则像“电子海竿”，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评论区、短信群发等方式，理论上可以触达全国甚至全球用户。我在基层法院参与过一起“刷单诈骗”案，主犯在境外架设服务器，通过“地推人员”在国内各大高校张贴“兼职刷单”小广告，3个月内竟有2000余名大学生受骗，最小的受害者刚满18岁，最大的是已工作的研究生。这些被害人分布在23个省份，彼此素不相识，直到警方立案后才通过微信群互相确认遭遇。

（三）资金流向的“隐蔽性”：从“现金交付”到“数字洗钱”

传统诈骗中，被害人多以现金交付，骗子拿到钱后可能直接挥霍，追踪相对容易。网络诈骗的资金流转则像“迷宫”：被害人通过支付宝、微信或银行转账，钱先到“一级卡”（骗子购买的他人银行卡），再通过“跑分平台”（专门为犯罪转账的灰色平台）拆分到几十张“二级卡”“三级卡”，最终流向境外账户。曾有一起涉案金额超亿元的诈骗案，警方调取了2000余张银行卡的流水，发现资金在24小时内被拆分了7次，每次转账金额都控制在5万元以下，就是为了规避银行大额交易监测。这种“资金碎片化”让追赃难度极大，很多被害人即便报警，也面临“钱追不回来”的困境。

二、网络诈骗的法律适用：从《刑法》到司法解释的“精准画像”

尽管手段翻新，但网络诈骗的法律定性仍以《刑法》第266条“诈骗罪”为核心。不过，为应对新形态，司法机关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司法解释，对“网络特性”作出特别规定。

（一）诈骗罪的“四要件”在网络场景中的适用

诈骗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这个逻辑链在网络场景中如何体现？

以“虚假购物诈骗”为例：骗子在二手平台发布“低价iPhone”信息（虚构“有正品货源”的事实），被害人联系后，骗子要求添加微信（规避平台监管），发送伪造的“物流单号”（继续虚构“已发货”的事实），被害人信以为真，通过微信转账付款（处分财产），骗子收款后拉黑（取得财产），被害人最终未收到货物（遭受损失）。这一过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诈骗中“虚构事实”的方式更“技术化”。比如，骗子可能伪造“官方客服工号”“平台认证标识”，甚至用“AI换脸”伪造熟人视频通话，这些都属于“虚构事实”。而“隐瞒真相”则可能表现为不告知“平台是虚假的”“投资项目不存在”等关键信息。

（二）网络诈骗的“特殊从严”规定

考虑到网络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受害面广、追赃困难），《意见》作出了“特殊从严”的规定：

入罪门槛更低：传统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是3000元至1万元（各省根据经济水平确定），而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数额较大”可以按上述标准的50%确定（即1500元至5000元）。比如某省规定传统诈骗3000元立案，网络诈骗1500元即可立案。

从重处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