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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清晨的街头，穿黄马甲的外卖骑手在早高峰中穿梭；深夜的写字楼里，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提示音此起彼伏；屏幕前，年轻的网络主播正与粉丝互动讲解产品——这些场景构成了当下中国就业市场最鲜活的注脚。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催生了数千万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劳动者。他们既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新就业群体时，却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传统以”单位-职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新就业形态的”去雇主化”“平台化”“灵活化”特征产生了明显摩擦，如何为这一群体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成为新时代民生保障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新就业形态：重新定义的”劳动图景”

要探讨新就业形态下的社会保障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这一群体的”特殊之处”。不同于传统企业里朝九晚五的固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多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或直接与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工作时间自由选择，配送路线由平台算法规划，收入与接单量直接挂钩；网约车司机中，既有全职依托平台接单的”专职司机”，也有利用业余时间接单的”兼职司机”；网络主播、电商客服等群体则更具弹性，可能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劳动过程高度数字化。

这种就业模式的变革，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平台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资源，将原本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岗位拆解为”任务包”，劳动者以”接单”形式完成工作，形成了”平台+个人”的新型用工关系。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超过2亿人，覆盖餐饮、出行、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出现，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便捷服务的需求，也为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支撑。

但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触角”难以精准覆盖。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明确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单位依法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这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而新就业形态中，多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平台往往以”合作方”“众包商”等名义规避用人单位责任，劳动者既无法享受单位缴费的社会保险，又因就业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难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主参保。这种制度与现实的”错位”，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社会保障的”夹心层”。

二、现实之困：新就业群体的保障缺口

在某二线城市跑了3年外卖的王师傅，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新就业群体的担忧：“我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最怕的不是辛苦，是万一出点事怎么办。上个月有个兄弟送餐时被车撞了，平台说没签劳动合同不管，医药费全得自己掏。”王师傅的困扰，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多重困境。

（一）基础保障覆盖不足，“应保未保”问题突出

以养老保险为例，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自行承担全部缴费（单位+个人部分），缴费比例通常为20%，且缴费基数下限为社平工资的60%。对于月收入普遍在5000-8000元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来说，每月需缴纳800-1200元的养老保险费，这相当于收入的15%-20%，经济压力较大。据相关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50%，其中完全由个人缴费参保的比例仅占20%左右，多数人处于”断保”“漏保”状态。医疗保险方面，虽然部分劳动者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但报销比例低、异地就医限制多，难以满足其频繁跨区域工作的医疗需求。

（二）权益认定模糊，关键保障”落地难”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最迫切需要的保障之一，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缺乏劳动关系认定，难以被纳入现行工伤保险体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而平台与劳动者签订的多为”合作协议”“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某法院审理的一起外卖骑手工伤纠纷案中，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平台以”协议中约定骑手自行承担安全责任”为由拒绝赔偿，法院最终因无法认定劳动关系，仅判决平台承担部分人道主义补偿。这种”有劳动无关系”的现状，导致新就业群体在发生职业伤害时，往往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

（三）制度衔接不畅，保障水平”碎片化”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流动性强，可能同时为多个平台服务，或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就业。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以属地管理为主，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手续繁琐，医疗保险异地结算仍需备案，失业保险则要求”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且缴费满1年，这些规定与新就业群体的就业特征不相适应。例如，一名在A市跑了半年外卖的骑手，转到B市继续工作时，需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涉及原参保地开具缴费凭证、新参保地审核接收等多个环节，耗时长达2-3个月，期间可能出现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