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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庙祭祀制度与儒家政治观

一、引言：礼序中的道统之光

站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的古柏下，仰头望见”先圣殿”门楣上斑驳的”德配天地”匾额，指尖轻触廊柱间残留的朱漆，恍惚能听见九百年前晨钟暮鼓里的祭乐声。宋代文庙祭祀不是简单的仪式表演，它像一面多棱镜，既折射着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形态，又倒映出士大夫群体对”道统”与”治统”关系的深刻思考。当我们掀开历史的帘幕，会发现那些被程式化的祭祀仪轨里，藏着宋代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密码——如何通过礼仪制度将儒家的”仁政”“德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实践，进而构建起”以礼为纲、以儒为魂”的治理体系。

二、宋代文庙祭祀制度的历史脉络与制度建构

2.1从”学庙一体”到”遍立州郡”：祭祀空间的拓展

文庙祭祀的源头可追溯至孔子殁后鲁哀公”立庙于旧宅”的自发行为，但真正成为国家制度始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汉唐时期的文庙多集中于京师太学，地方上的祭祀活动既不普遍也不规范。这种局面在宋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宋太祖开宝年间，朝廷明确要求”天下州县皆立学”，随着州县官学的普及，“学庙一体”的建筑格局逐渐定型——前庙后学、左庙右学的布局，让祭祀空间与教育空间紧密融合。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导的”庆历兴学”中，特别强调”凡州县立学，必先建孔子庙”，这一规定将文庙祭祀从中央推向地方，形成”县县有学、学必有庙”的局面。到南宋绍兴年间，连海南岛的琼州、广西的宜州等边远地区都建起了规制完备的文庙，祭祀空间的拓展本质上是儒家文化认同的空间延伸。

2.2从”释菜释奠”到”定制升侑”：祭祀仪轨的规范化

宋代对文庙祭祀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对仪轨细节的反复推敲上。《宋史·礼志》记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即下诏”增修国子监祠宇，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壁”，这是宋代首次系统规范祭祀对象的画像与塑像标准。

祭祀仪式的核心是”释奠礼”。与先秦时期”释菜”（以苹蘩之属为祭）的简易不同，宋代释奠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体系：京师国子监的释奠由皇帝或宰相亲自主祭，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州县学的释奠由地方长官主祭，用少牢（羊、豕二牲）；书院的释奠则由山长主持，祭品减为一羊一豕。仪式流程包括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等环节，每一步都有明确的乐舞规格——文舞用六佾（三十六人），武舞用八佾（六十四人），乐章由太常寺专门编制，如《凝安》《兴安》《文安》等乐章，歌词皆取自《论语》《孟子》的经典语句。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祀制度”的完善。唐代从祀者仅二十余人，宋代通过三次大规模的”升侑”（提升配享地位）：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祀左丘明等二十一人；哲宗崇宁三年（1104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确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子”从祀。这种动态调整的从祀名单，本质上是官方对儒家道统的权威认定，每一次增删都伴随着士大夫群体的激烈争论，比如围绕王安石配享的争议持续了数十年，最终在南宋被移出，反映出官方对”纯正儒学”的界定标准。

2.3从”礼器定制”到”经费保障”：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

祭祀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具体的物质支撑。宋代在礼器制作上极为讲究：祭器必须用青铜铸造，形制严格遵循《三礼图》；祭服分冕服、朝服、公服三等，主祭官穿九旒冕服，陪祭官穿七旒冕服；乐器包括编钟、编磬、琴、瑟、埙、篪等，仅国子监的祭器库就有”铜爵三百，铜俎二百，铜簠簋各百”（《东京梦华录》）。

经费保障方面，朝廷设立”学田”制度，规定每所官学拨给一定数量的田产，收入专门用于祭祀、教学和师生廪膳。如苏州州学在范仲淹主持下拨田千亩，年收租米千石，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春秋释奠。地方上还流行”士民捐祭”的传统，朱熹任南康军守时，见学庙破败，亲自带头捐俸，并动员乡绅集资重修，这种官民共举的模式，让祭祀制度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

三、文庙祭祀与儒家政治观的内在勾连

3.1“尊师重道”背后的”治统”与”道统”之辨

宋代皇帝对文庙祭祀的重视程度远超前代。太祖赵匡胤登基次年就亲谒国子监，“拜先圣，礼容甚恭”；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后，专门绕道曲阜祭孔，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避圣祖赵玄朗讳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赵佶不仅手书”大成殿”匾额，还亲自制定《祭孔新仪》。皇帝的频繁参与，表面看是”尊孔”，实则是通过祭祀仪式将皇权与道统紧密绑定——孔子代表的”道统”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皇权则是”道统”的实践者，两者形成”道统指导治统，治统护持道统”的共生关系。

这种关系在士大夫群体中引发了深刻思考。程颐提出”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认为皇帝需要通过”经筵讲学”（在文庙或经筵殿向儒臣学习儒家经典）来提升”君德”，而文庙祭祀正是”君德”的实践场域。朱熹更直接指出：“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所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