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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教学中《蜀道难》与《蜀相》比较

《蜀道难》与《蜀相》比较研究：在雄奇与沉郁中探寻唐诗的精神疆域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李白的《蜀道难》与杜甫的《蜀相》以迥异的艺术风貌矗立在盛唐诗歌的版图上。将这两首同以蜀地为创作背景却承载不同精神向度的诗作进行比较阅读，不仅能揭示两位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更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唐诗豪放与沉郁两大美学范式的内在差异，为古诗教学提供丰富的文本解读视角。

一、主旨意涵的分野：激情的自然礼赞与深沉的人文悲思

《蜀道难》以噫吁嚱，危乎高哉！的惊叹开篇，如天风海雨扑面而来，全诗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描绘蜀道的奇险壮丽。李白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远古传说起兴，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夸张手法，将地理空间的险峻转化为艺术想象的奇观。诗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视觉冲击，与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的听觉震撼，共同构筑起惊心动魄的自然史诗。这种对自然伟力的极致渲染，本质上是诗人对自由精神的礼赞，是盛唐气象中个体生命力的豪迈宣言。

相较之下，《蜀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向度。杜甫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设问切入，在肃穆的祠堂氛围中展开对历史人物的追怀。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两句，以自空二字精妙点出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春色依旧而英雄不再，好音空鸣而知音难觅。诗人并非单纯咏史，而是将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功业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并置，在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中，寄寓着对理想君臣关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报国无门的深沉悲慨。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的抒情方式，正是杜诗诗史特质的典型体现。

二、艺术表现的殊途：浪漫奇诡的想象与写实凝练的笔法

李白在《蜀道难》中展现的艺术创造力堪称登峰造极。诗人突破时空限制，将神话传说（五丁开山）、历史典故（六龙回日）与眼前实景熔铸一炉，形成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诗中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的细节刻画，让读者仿佛亲历蜀道的艰险；而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悚然描写，则在险峻之外增添了一层政治隐喻。这种以奇幻想象为翅膀、以夸张笔法为利刃的创作方法，使诗歌呈现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和不可逼视的艺术张力。

杜甫的《蜀相》则代表着另一种艺术极致。全诗八句四十字，字字千钧，无一字虚设。首联以设问起笔，既点明祠堂位置，又暗示丞相功业深入人心；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以乐景写哀情，自空二字的锤炼，将无人凭吊的寂寥之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概括诸葛亮的一生功业，频烦写出刘备的求贤若渴，开济展现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是神来之笔，将个人命运的悲剧升华为人类共通的英雄悲歌。这种以写实为根基、以炼字为功夫、以寄托为旨归的创作方法，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诗人都善于运用意象营造意境，但意象选择却大相径庭。李白笔下的蜀道是雄奇险峻的自然奇观，是诗人精神自由的象征；杜甫眼中的武侯祠则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是诗人情感寄托的对象。前者以奇险胜，后者以蕴藉胜；前者以气势夺人，后者以韵味见长。

三、教学实践的启示：在比较中培养审美鉴赏能力

将这两首诗进行比较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更为立体的唐诗认知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引导学生感受不同的情感基调，通过反复诵读，体会李白的豪放不羁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其次，分析艺术手法的差异，理解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再次，探究诗人精神世界的同与异，尽管李杜风格迥异，但都展现了盛唐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最后，联系时代背景，理解诗歌背后的文化意蕴，《蜀道难》中的雄奇之美与盛唐国力强盛密切相关，《蜀相》中的悲慨之情则折射出安史之乱后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

在具体教学方法上，可采用意象分析法，让学生梳理两首诗中的核心意象及其象征意义；运用情景还原法，引导学生想象诗人创作时的心境；尝试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分别以李白、杜甫的视角进行抒情独白。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不仅能把握两首诗歌的艺术特点，更能深入理解两位诗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提升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养。

结语

《蜀道难》与《蜀相》虽同为咏蜀名作，却如双峰并峙，各臻其妙。李白以雄奇的想象、奔放的激情，展现了盛唐文化的青春活力；杜甫以沉郁的笔触、深沉的思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苦难与坚守。在古诗教学中，通过这样的比较阅读，我们不仅能引导学生感受唐诗的多元魅力，更能帮助他们理解：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永远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是人类心灵的镜子。当学生能够在雄奇与沉郁之间辨识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在浪漫与现实之中体会到不同的生命态度，他们也就真正走进了唐诗的精神疆域，获得了受用终身的审美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