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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土地兼并问题与国家政策

一、引言：从“均田”到“不抑”的历史转折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如同一条蜿蜒的江河，时而平缓，时而激荡。唐代中期以前，均田制曾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国家按人口分配土地，农民“授田而耕”，既保证了赋税来源，又抑制了贫富分化。然而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在战乱与人口流动中逐渐瓦解，土地买卖的禁令被打破，“田制不立”的趋势如潮水般蔓延至五代十国。

当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时，面对的是一个土地权属高度分散却又暗流涌动的局面。与前代“抑兼并”的传统不同，宋太祖赵匡胤说出了那句影响深远的“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太宗赵光义更明确提出“不抑兼并”的政策导向。这一转折并非偶然：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兵燹，大量无主荒地需要开垦，鼓励土地自由流转能快速恢复经济；而宋廷“重文轻武”的国策下，士大夫阶层对土地的渴望也需要制度空间。但谁也不曾料到，这一政策埋下的种子，最终会在两宋三百年间生长为影响国计民生的参天大树——土地兼并问题，成为贯穿整个宋代的社会顽疾。

二、宋代土地兼并的表现与特征

（一）土地集中的量化呈现

要理解宋代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不妨先看几组数据。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中期，全国约60%的耕地掌握在占人口10%的地主手中；到了南宋，这一比例更攀升至70%以上。以江南地区为例，明州（今宁波）有“占田千顷”的大地主，平江府（今苏州）“膏腴之田，半属势家”。更直观的是时人的描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宋史·食货志》），“田亩多归形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比如范仲淹在苏州设立的范氏义庄，最初购置田产1000亩，到南宋时已扩至3000余亩；再如南宋权臣秦桧，其家族在平江府的田产“仅见于籍者”就有十数万亩。甚至普通的“乡村上户”（即富裕农民），也能通过购买、典卖等方式，在一两代人内积累起数百亩土地。土地像磁石般向少数人集中，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鲜明对比。

（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

土地兼并直接导致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一端是“田连阡陌”的特权阶层：包括“官户”（有品秩的官员家庭）、“形势户”（地方豪强与胥吏）、“乡村上户”（富裕地主），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通过荫庇、诡名等手段逃避赋税，形成“有田者无税，无田者有税”的畸形局面。另一端则是“客户”（无地佃农）和“下户”（少地农民），他们或租种地主土地，缴纳“主客分”（通常是收成的50%-70%）的地租；或沦为“佣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夏则单衣，冬则露体，或衣褐而絮著于外”（吕祖谦《东莱集》）。

这种分化在赋税压力下愈发尖锐。北宋名臣欧阳修曾在奏折中痛陈：“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而田家输税，却须均配，似不均也。”（《欧阳文忠公集》）意思是大地主家藏着数十户佃农，却把赋税摊派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更残酷的是，当遇到水旱灾害时，地主可以“闭粜”（囤积粮食）抬高粮价，而农民要么“卖田宅、鬻妻子”偿债，要么流亡他乡，成为“流民”——这在《清明上河图》中虽未直接描绘，却在同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屡见不鲜。

三、土地兼并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经济动因：租佃制与货币经济的双重推动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高峰，这为土地兼并提供了经济基础。一方面，租佃制取代了前代的部曲制（农奴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减弱，土地作为“能生息”的资产，其价值被重新发现——购买土地不仅能收取稳定地租，还能通过“典卖”（抵押借贷）、“倚当”（以田抵债）等方式融资，比经营商业更稳妥。另一方面，货币经济的繁荣（如交子的出现）让土地交易更加便捷，“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成为常态，有钱的商人、手工业者纷纷投资土地，形成“商而优则农”的趋势。

举个例子，北宋汴京的茶商张某，靠贩卖茶叶积累财富后，选择在老家洛阳购置田产。他的逻辑很简单：“茶叶生意虽赚，但风险大，遇上灾年或官税，说赔就赔；田产不一样，只要有佃户种，每年收租就够吃穿。”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富裕阶层中非常普遍，土地成了“最保险的投资”。

（二）政治土壤：特权阶层的制度性优势

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造就了庞大的文官集团，而这些官员及其家族（官户）在土地占有上享有天然优势。根据《宋刑统》，官户可按品秩免除一定数量的赋税和差役（如一品官免100顷，递减至八品免10顷），这使得他们有更强的动力兼并土地——多占一亩田，就多一份“免税收益”。更关键的是，官员利用职权“强买”“强占”土地的现象屡禁不止。如宋仁宗时，宰相陈执中在河南强买民田，“以贱价市之，至有破家者”；南宋权臣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时，竟用贬值的会子（纸币）强行收购民田，美其名曰“为国谋利”，实则中饱私囊。

除了官户，“形势户”（包括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