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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一、引言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与民族延续的希望，其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远发展。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核心法律制度，通过明确监护主体、界定监护职责、规范监护行为，为未成年人构建起家庭、社会与国家协同发力的保护网络。我国现行监护制度以《民法典》为核心，《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支撑，已形成包含家庭监护、指定监护、公职监护等多元类型的制度框架。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家庭形态日益多元，人口流动加剧，监护实践中涌现出诸多新问题：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监护人履职能力不足、监护侵害行为发现滞后、公职监护衔接不畅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暴露出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之间的适配性短板。因此，系统梳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存困境，探索科学可行的完善路径，对于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存问题

（一）家庭监护：基础防线薄弱且监管缺失

家庭监护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首要防线，在实践中存在多重薄弱环节。一方面，监护主体履职能力参差不齐，部分监护人因缺乏科学教养知识，存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忽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问题，甚至出现遗弃、虐待等严重侵害行为。另一方面，监护缺失现象突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其监护多由祖辈承担，面临照护能力不足、亲情陪伴缺失等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家庭监护的外部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现行法律虽规定了相关主体的监督义务，但未明确具体的监督主体、监督方式和干预标准，导致谁来监督如何监督等问题缺乏答案。当家庭监护出现异常时，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干预，直至发生严重后果才进入公权力视野。

（二）监护监督：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畅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形成合力，但当前存在明显的协同壁垒。从监督主体来看，法律虽赋予民政、教育、公安、妇联等多个部门相关职责，但未明确核心监督主体与职责边界，导致实践中出现多头监督与监督真空并存的现象。例如，学校发现学生存在监护缺失迹象时，因缺乏明确的移交流程和责任机制，难以有效对接司法或民政部门。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尚不充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监护监督中具有独特作用，但目前监督方式相对单一，多局限于事后追责，缺乏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的有效手段。同时，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难以及时获取监护异常线索，影响监督的及时性和精准性。

（三）公职监护：兜底保障机制存在短板

公职监护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最后防线，在实践中存在启动困难、履职不规范等问题。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民政部门在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时担任监护人，但现行制度对公职监护的启动条件、介入程序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存在启动难问题。例如，对于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缺乏清晰指引。

在履职过程中，公职监护还面临多重困境：一是监护内容与权利义务边界不明晰，民政部门对被监护人的人身保护、财产管理等具体职责缺乏操作规范；二是监督机制不完善，民政部门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儿童福利机构或寄养家庭后，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缺乏明确标准；三是责任承担机制不健全，当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公职监护人的责任划分与赔偿方式尚需进一步明确。

（四）权利救济：程序衔接与惩戒力度不足

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案件的权利救济机制存在明显短板。在程序衔接方面，从监护异常线索发现到最终处理的全流程缺乏闭环设计，公安、民政、司法等部门之间的案件移送标准不统一、流程不顺畅，导致部分案件处理延误。例如，居委会发现监护侵害线索后，因缺乏强制调查权和移送义务，难以有效推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在惩戒与救济力度上，现行制度存在惩戒偏软问题。对于监护失职行为，多以训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柔性措施为主，缺乏刚性惩戒手段。即使法院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续的生活安置、心理疏导等配套帮扶措施也往往跟不上，导致未成年人权益难以得到全面修复。同时，对监护侵害行为的预防预警机制不完善，缺乏系统的风险排查和干预体系。

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筑牢家庭监护基础，健全支撑与约束机制

1.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由妇联、教育、民政等部门联动开发分层分类的精品课程，针对新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不同群体提供精准指导。加强社区家长学校建设，推动家庭教育指导者资格认证和持证上岗制度，将家庭教育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提升指导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2.建立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机制：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常态化的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制度，由社工、教育工作者等专业力量组成评估团队，从居住环境、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