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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讲史学入门

1.A[解析]据材料“考古学的发现却引发了关于上古时期‘大都无城’的思考”可知,考古学关于上古时期“大都无城”的发现与传统史料记载中都邑之地必有城垣不同,这更新了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故选A项;虽然古代的史料可能带有传说色彩或不完全准确,但不能说修史方法不当不能反映真实历史,排除B项;材料主要强调的是考古发现对传统认知的更新,而非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补正,排除C项;考古学不仅关注社会上层的文化遗存,D项说法有误,排除D项。

2.A[解析]据材料“在不同历史时期……总体评价不同”“从商鞅变法至汉武帝之前……正面评价”“从汉武帝尊崇儒术至清末民初‘经学解体’时期……饱受批评”“从清末民初至今……认识逐渐客观”等可知,由于所处时代、经济基础等方面不同,对于同一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认识会出现不同的结论,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故选A项。材料主旨并非探讨历史评价的标准,排除B项;历史评价客观与否与时代远近没有必然的联系,排除C项;历史人物评价并非难有定论,只是人们的评价标准受时代发展等因素影响会有所变化,排除D项。

3.D[解析]据材料“史官整合了宋、齐、梁、陈诸政权的历史,著为《南史》”“统合了魏、齐、周、隋的历史,完成了《北史》”可知,唐代官方整合了南北朝各政权的历史,编纂为《南史》和《北史》,这体现了统治者对于统一历史叙述的需求,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传承的需要,通过编纂史书,可以强化对前朝的认识,巩固政治统治,故选D项;结合所学可知,唐朝民族关系相对开放,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史官要整合南北朝历史,材料主要描述的是唐代官方整合历史的做法,无法由此推断出民族关系趋向平等开放,排除A项;虽然唐代的编史活动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但材料主要描述的是具体的历史编纂工作,并未直接涉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排除B项;南北文化交流不是直接推动历史编纂方式改变的主要因素,且材料主要描述的是唐代官方整合历史的工作,并未涉及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排除C项。

4.C[解析]据题干可知,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的目的在于“垂劝诫,示后世”,即惩恶扬善,以警示后人,据此可知,其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坚持以史为鉴,树立正确价值观,故选C项;题干中“善善恶恶”能够体现出欧阳修在修史时坚持“惩恶扬善”,但是题干中并没有述及其“维护君权至上”的目的,排除A项;“去伪存真”指的是除掉虚假的,留下真实的,但是题干中并没有述及这层意思,排除B项;“微言大义”指的是在简短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深远的意图,但题干中也没有述及这层意思,排除D项。

5.C[解析]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强调历史的进化和国民意识,这与当时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寻求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相契合,C项符合题意,故选C项;梁启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并未直接针对儒家思想的核心进行批判,因此不能说其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基础,排除A项;虽然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但题目中并未提及他的史学思想成为维新派的共识,且维新变法运动在19世纪末(1898年)已经失败,排除B项;梁启超虽然批判了旧史学,但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D项说法不准确,排除D项。

6.B[解析]“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说明司马光通过系统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借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说明生活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章太炎认为治史可以发扬传统美德,强化民族意识;“在反动统治下写历史文章……具有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说明翦伯赞认为历史叙述是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综上,三位史家都注重历史叙述的现实意义,故选B项。材料强调史家注重历史叙述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无关,排除A项;C项与材料主旨不符,排除C项;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材料与历史解释无关,排除D项。

7.C[解析]材料表明考古发现揭示了建造金字塔者的真实身份,证明了考古发现是探寻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故选C项。材料并未提及考古发现需要历史记载来印证,排除A项;材料并未否定历史记载的意义,只是强调了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排除B项;D项表述过于绝对,材料并未提及考古是证实历史可靠性的“最有效”手段,只是强调了其重要性,排除D项。

8.D[解析]由材料“注重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我的职责是记述人们向我叙说的事情,但相信一切并不是我的责任”可知,希罗多德强调客观记录历史和加强史料辨析的重要性,体现了他理性著史的精神,故选D项;希罗多德并未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排除A项;材料突出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未反映“史料搜集”,排除B项;C项无法由材料得出,排除C项。

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