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史学传统研究.docxVIP

古罗马史学传统研究

引言

站在罗马广场的断壁残垣前，抬头望见卡比托利欧山的轮廓，两千年前的风似乎仍裹挟着历史的回响。这里曾是西塞罗发表演说的场所，是李维伏案写作的城市，更是无数史家将罗马的记忆铸入文字的起点。古罗马史学并非孤立的学术现象，它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既承接着希腊史学的源头活水，又在罗马独特的政治土壤与文化基因中奔涌成自己的模样。它不仅记录着军团的铁蹄与帝国的兴衰，更沉淀着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如何从台伯河畔的小村落成长为横跨三洲的巨无霸？怎样在扩张中保持传统？又为何在巅峰之后走向衰落？这些问题，正是古罗马史学传统的核心命题。本文将沿着时间的脉络，结合具体的史家与著作，深入剖析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史学传统。

一、起源：从口传到史笔的文明觉醒

1.1原始记忆的载体：口头传统与宗教记录

罗马建城之初（约公元前8世纪），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历史记忆主要依靠口头传承。这些记忆混杂着神话、英雄传说与家族谱系，比如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被母狼哺育的传说，既是建城神话，也是罗马人“尚武”“坚韧”集体性格的投射。当时的“历史讲述者”多是祭司阶层，他们负责记录宗教仪式、节庆日期与重大事件（如战争胜负、瘟疫发生），这些记录最初刻在木板或青铜板上，保存在朱庇特神庙中，带有强烈的“神意”色彩——比如一场胜利会被归因于某神的护佑，一次灾难则被解释为触怒了神灵。

这种原始记录在公元前3世纪逐渐系统化，形成了被称为“年代记”（Annales）的文献类型。最著名的是《大年代记》（AnnalesMaximi），由大祭司（PontifexMaximus）主持编纂，每年记录执政官名字、重要战役、神庙修建、自然异象等，类似“官方编年体日志”。现存残篇显示，其语言简朴，注重事实罗列，比如“公元前451年：十人立法委员会成立；公元前449年：十二铜表法颁布”。这些记录虽未形成连贯的历史叙事，但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尊重传统”“重视官方记录”的基调。

1.2希腊的启蒙：法比乌斯·皮克托的突破

罗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末，这与罗马征服希腊（尤其是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密切相关。希腊史学（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强调因果分析、批判质疑与人文精神，对罗马人产生了巨大冲击。第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罗马史的史家法比乌斯·皮克托（QuaestoriusFabiusPictor），便是这一碰撞的产物。

皮克托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时期，作为贵族与将领，他亲历了罗马与迦太基的生死较量。他写作《罗马史》的动机很现实：用希腊人能理解的语言，讲述罗马崛起的正当性，反驳希腊人对“野蛮的拉丁人”的偏见。这部作品虽已散佚，但通过后世引用可知，它首次尝试将神话与史实区分（比如指出罗慕路斯传说中的“母狼”可能是某部落的图腾），并分析战争胜负的人为因素（如汉尼拔的战术与罗马的资源优势）。皮克托的突破，标志着罗马史学从“记录事件”转向“解释历史”，也开启了罗马史学“实用主义”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双重传统。

二、黄金时代：共和末年至帝国初期的史学繁荣

2.1李维：用史诗笔法书写道德训诫

公元前1世纪，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过渡，社会剧烈变革：苏拉独裁、凯撒崛起、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血腥斗争。这种“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立”的时代，催生了对历史的强烈需求——人们渴望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答案。这一时期最耀眼的史家是提图斯·李维（TitusLivius），他的《建城以来史》（AbUrbeCondita）共142卷（现存35卷），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写到公元前9年，几乎是一部“罗马百科全书”。

李维的写作带有鲜明的“道德怀旧”色彩。他在序言中直言：“我更愿意多写早期的那些事迹，那时的风俗更淳朴；当我写到我们这个时代时，既没有值得夸耀的新事，又不能对旧的事情避而不谈，真是痛苦。”在他笔下，早期罗马人简朴、虔诚、热爱祖国：比如英雄卡米卢斯拒绝敌人的重金贿赂，平民科克莱斯独自守卫桥梁阻挡伊特鲁里亚军队。这些故事并非完全真实（比如科克莱斯的事迹可能混合了多个英雄传说），但李维刻意放大了其中的道德价值——他希望通过历史告诉同时代人：罗马的强大源于美德，而当下的腐败（如贵族的奢侈、平民的懒散）正在摧毁这种美德。这种“以史为鉴”的训诫传统，成为古罗马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2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家到批判史家的转身

与李维同时代的撒路斯提乌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则以更犀利的笔触剖析政治腐败。他曾是凯撒的支持者，当过保民官和行省总督，后因卷入政治斗争退隐，转而写史。他的两部代表作《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表面上是具体事件的记录，实则是对共和末期政治生态的解剖。

在《喀提林阴谋》中，撒路斯提乌斯详细描述了贵族喀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