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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案例

一、引言：环境治理责任追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

走在春日的河岸，老陈蹲在水边抽烟，看着曾经清澈的河水泛着诡异的黄绿色。“十年前，我还能在这里钓鱼给孙子熬汤喝。”他叹了口气。这样的场景，在环境问题高发的今天并不少见。从工业废水偷排到土壤重金属污染，从跨流域生态破坏到监管缺位导致的”污染黑箱”，环境污染不仅侵蚀着我们的生存空间，更考验着社会治理的公平与底线。

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环境治理从”末端修补”转向”源头追责”。而责任追究，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抓手——它不仅是对污染者的惩戒，更是对全社会的警示：破坏环境者，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本文将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剖开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的”里子”，看法律如何在实践中织就生态保护的”天网”。

二、典型案例剖析：责任追究的多维度呈现

（一）工业企业违规排放：从行政罚款到刑事责任的递进追责

202X年夏，南方某县级市的张村村民发现，村边的小河突然泛起白沫，岸边的芦苇成片枯死。“水里一股子药味，洗个手皮肤都发痒。”村民王婶回忆，孩子们陆续出现咳嗽、皮疹症状，村医怀疑与水质有关。村民联名向环保局举报后，一场横跨两年的追责行动拉开帷幕。

案件事实还原：经环保部门突击检查，锁定下游3公里处的”XX化工公司”。该企业将生产废水经简易沉淀后，通过暗管排入雨水管网，最终汇入张村河道。监测数据显示，废水中氨氮浓度超标12倍，挥发酚超标23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更关键的是，企业为逃避监管，专门在在线监测设备上做了手脚——白天排放达标废水，夜间偷排原液，持续时间长达3年。

调查与责任认定：环保部门调取了企业近3年的用电记录（夜间生产负荷明显高于白天）、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多日记录为”0”），并通过无人机航拍锁定暗管位置。公安机关介入后，讯问了企业环保科长李某，其承认”老板授意这么干，说治污设备开着太费钱”。经司法鉴定，污染导致河道鱼类灭绝、周边200亩农田减产，初步估算生态环境损害达800万元。

法律适用与判决结果：本案触及多重责任：

行政责任：依据《环境保护法》第59条”按日计罚”规定，环保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按日连续处罚，累计罚款216万元；

刑事责任：企业负责人张某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触犯《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民事责任：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企业承担生态修复费用800万元，用于河道清淤、土壤改良及鱼类增殖放流。

社会影响与反思：判决后，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改，投入1200万元建设全封闭废水处理系统，安装24小时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两年后回访，张村河道水质恢复到Ⅲ类标准，村民们又能在河边散步了。这场追责给当地企业敲响了警钟——过去”交罚款换排污”的老路走不通了，环境违法的代价，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更是人身自由的代价。

（二）政府监管失职：行政责任与国家赔偿的双重考量

如果说企业直接排污是”显性”污染，某些地方政府的监管失职则是”隐性”推手。北方某工业重镇的”土壤污染案”，就撕开了这层”遮羞布”。

案件背景：201X年，某工业园区引入3家金属冶炼企业。为”快速出政绩”，当地政府在环评审批时”开绿灯”——未要求企业建设规范的危废暂存库，日常监管中对企业随意堆放含镉、铅废渣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几年后，周边村庄陆续出现儿童血铅超标，土地检测显示，表层土壤镉含量超标5.8倍，已不适合种植农作物。

中央督察介入：202X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检查时，发现园区危废管理台账混乱，部分废渣露天堆放长达5年。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污染区域需10年修复，预估费用4500万元。更关键的是，环保部门曾收到过村民举报，但以”企业正在整改”为由未深入调查，实际上企业从未落实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与法律依据：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责任不仅指向企业，更指向监管部门。

企业责任：3家企业因违规处置危废，被处以合计1200万元罚款，负责人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原环保局局长王某（分管审批）、环境监察大队队长李某（分管日常监管）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赵某因”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不力”被政务记过；

国家赔偿：村民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定政府”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判决当地政府承担村民健康损害赔偿及农田流转补偿共计680万元。

深层启示：案件审理时，主审法官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地方发展不能靠’带血的GDP’，监管部门的纵容，本质上是用群众的健康换政绩。”这起案件后，当地政府出台《生态环境监管责任清单》，明确”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担责”，并将环保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一票否决”项。它告诉我们：环境治理不是企业的”独角戏”，政府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