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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戏剧《归家》中的审丑艺术研究

（河南省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河南周口477150）

当代英国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出生于1930年，彼时经济危机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英国失业人数高达250万。数年之后，德国又挑起了世界大战。并在1940年7至10月期间集结了2600多架飞机，对英国狂轰滥炸[1]。此外，作为犹太人后裔，品特经历了无数个动荡不安的日子，忍受着随时会降临的死亡威胁。品特的童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这种紧张和焦灼的情绪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延伸和展现。他的作品中广泛弥散着恐慌、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疏远和交流的缺失的气氛，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心存焦虑，惶恐不安，惘然若失，缺乏安全感，不断求索内心的安宁，却始终难以实现。

1965年6月3日，品特的作品《归家》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伦敦奥德维奇剧院首演。该剧作品被当时的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誉为“品特最智慧的戏剧”，但却存在“道德真空”[2]。《归家》一经演出，立即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包括托尼奖和百老汇最佳戏剧奖[3]。该剧情节令人咂舌，讲述的是一位哲学教授带着妻子路丝回乡看望家人，其结局竟然是同意让妻子留在家里，为家里的男人们服务甚至还要通过出卖肉体为这个家庭换取经济收入。对于该部作品，大多数学者关注到的是其荒诞性和女性主义主题，但却鲜有学者注意到该剧作的表现方式，也就是剧中广泛运用的负面审美艺术——审丑的艺术。在剧中，人物广泛地使用暴力、粗鄙的语言并实施颠覆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与文明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实际上是作者试图用荒诞的手法撕开现实的丑陋。文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姻的情感生活中上下求索而不知何处是归宿，最终沦陷在社会所编织的堕落的罗网里。品特运用审丑的艺术手法推动了戏剧的发展，凸显出剧中人物的矛盾，并以此映射社会生活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以引发社会各界的深思。

人们对美好的事物总是心有所趋，因此审美活动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开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诸领域得以发展和运用。然而审美并非只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它还包括审丑的范畴，并随着审美活动实践的愈加深入，越来越能凸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有时，“丑即是美”，它更能迸发出一种别样的力量用于警喻社会。因为真正的艺术审丑，是深层次地发掘丑陋和丑恶现象背后的内在缘由，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言，是刨开“坏种们的祖坟”[4]。丑的美学和美的美学遵循着相似的方针。丑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是用来痛斥这个世界的力量。艺术作品并不仅是冷漠地表现丑的事物，而应致力于追寻这些丑的事物的起因和背景，如此才能释放出重大的审美价值[5]。

纵观审丑的发展史，审丑艺术是从边缘化到与美的融合，最后达到一种平衡发展的状态。在古希腊时期，西方人是非常崇尚美的，一切与丑有关的东西都会被排斥，甚至古希腊的忒拜城还专门为美立法，命令艺术家摹仿出的事物要比原来的事物美，如果比原来的丑的话，违令者就会受到严格的惩处[6]。莱辛指出：“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要服从美。”[7]莱辛还对16世纪初出土的古希腊的群体雕塑《拉奥孔》在化丑为美上进行论述，认为拉奥孔在毒蛇缠身的情况下却未发出哀号的原因是哀号会让面孔产生扭曲而变丑，令人感到恶心。所以雕塑家为了化丑为美，在创作中特意避免了这种苦难的哀号，而体现的是“静穆的光辉”[8]。古罗马晚期的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普洛丁把美与丑对立起来，认为“真实就是美，与真实对立的就是丑”。之后，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提出“丑是组成美的要素”等观点，使得丑变为一个带有积极色彩的概念。这是审丑的一大进步，但是仍然偏向于二元对立。

17—18世纪，哲学家们不再将美和丑看作截然对立的事物，并对丑是何物进行了思考。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丑的发展。1827年，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序言中对美和丑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9]雨果的文学作品《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丑陋的外表下却散发着崇高的光辉之美。正是这种关注“使美走到了尽头，和丑合为一”[10]。1853年，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卡尔·罗森克兰茨在他出版的《丑的美学》（AestheticsoftheUgly）一书中写道：“丑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对象材料，不在美的范围之内，因而需要另外加以论述，但又始终决定于对美的相关性，因而也属于美学理论的范围。”罗森克兰茨不仅指出了审丑的价值，而且还指出了如何实现它。他认为：“丑作为美的否定，必须是一种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