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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与经济交响：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当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备受瞩目。人口素质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内生变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入剖析我国人口素质现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理论认知，更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坚实依据。

近年来，我国人口素质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21年，比2023年提高0.16年，人才发展红利加快释放，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推进，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体素质方面，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和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延长，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传染病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这些都为劳动力的高效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五年，全球GDP增长预计将从2024年的3.2%放缓至2029年的3.1%，整体上明显低于疫情前30年的平均水平，全球贸易增速也将持续放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继续下降。受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影响，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组织（WTO）运行不畅，自由贸易体制受到破坏，美国等一些国家实施“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小院高墙”“大规模产业补贴”等措施正使全球经济日趋分裂和碎片化，进而损害全球经济运行效率和增长潜力，也使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挑战。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最高时的67%下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仍然比较高，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需求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外部冲击的升级和长期化，势必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构成严重挑战。

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增长持续运行于中低速轨道，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口和全球化双重红利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年均增速为9%左右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3%以上的增速后，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进入年均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期，疫情后已降至5%左右，根据增长理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大概率会下降为4%-5%，之后有可能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速减缓，对于居民收入、就业、债务甚至金融稳定都可能带来持续的挑战。供求失衡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供求局面在2010年左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先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相应地，通货紧缩风险也超过了通货膨胀风险，虽然通货膨胀或紧缩一般属于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由于我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并不仅仅属于周期性问题，而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从根本上实现供求均衡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多重困难，在经济全球化逆风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作为传统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量，出口的作用将会继续下降，但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消费和投资增长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在消费方面，传统消费不再能够有效驱动增长，但新型消费尚未形成重大推动力，在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不再能够充当未来投资的主力军，但先进制造业的大规模兴起可能尚待时日。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人口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深化对人口素质构成要素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认识，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精准把握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通过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水平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充分发挥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对于缓解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古典经济学派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技能的提升和劳动者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