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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FTA投资缔约方联合控制条款：理论、实践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投资活动愈发频繁，各国间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来促进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经济合作。中国与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双边投资关系密切。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澳FTA）正式签署，该协定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为两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双边投资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一直是核心议题之一。传统的ISDS机制赋予投资者直接起诉东道国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仲裁庭在裁决过程中可能过度倾向于投资者，忽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与监管自主权。一些仲裁裁决结果对东道国的公共政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措施造成了冲击，使东道国在实施必要的公共政策时面临巨大压力。在某些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对东道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审查，并做出不利于东道国的裁决，这使得东道国在平衡投资者利益与公共利益时陷入困境。

中澳FTA下的投资缔约方联合控制条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条款旨在通过创新的机制设计，重新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及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它将东道国公共利益措施的认定权交由缔约国双方，改变了以往仲裁庭单方面主导裁决的局面。这一举措突出保障了东道国的监管自主权，使东道国在面对投资者诉求时，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公共利益。当东道国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限制投资项目运营的措施时，联合控制条款能够确保该措施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合理的审查与认定，避免投资者的不合理诉求对东道国公共政策实施造成阻碍。

研究中澳FTA下投资缔约方联合控制条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双边投资关系角度来看，深入剖析该条款有助于准确把握中澳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利益平衡点，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运用联合控制条款，能够减少投资争端的发生，降低争端解决成本，为两国投资者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当两国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遇到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措施相关的争议时，联合控制条款提供了一种公平、有效的解决途径，避免争议升级，维护双边投资关系的和谐。

从国际投资规则发展层面而言，中澳FTA下的联合控制条款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设计，为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当前国际投资规则面临调整与变革的关键时期，对该条款的研究能够为其他国家在签订投资协定时提供参考，推动国际投资规则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其创新的利益平衡机制、公共利益措施认定方式等，都可能成为未来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与修改的重要借鉴内容，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澳FTA的签署与实施，国内外学者对其投资缔约方联合控制条款展开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国外研究方面，部分学者从国际投资法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联合控制条款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的变革意义。他们指出，该条款打破了以往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相对失衡的权力结构，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对中澳FTA文本以及相关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分析，发现联合控制条款在实践中能够促使缔约国双方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投资争端的解决过程中，避免仲裁庭的过度权力行使，使裁决结果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国内，学者们对中澳FTA联合控制条款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一些学者聚焦于条款的具体内容与运行机制，深入剖析其在平衡东道国监管权与投资者权益方面的作用。通过对比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明确了中澳FTA联合控制条款的独特优势与创新之处，如在公共利益措施认定环节引入缔约国双方的联合磋商机制，能够更全面地考量东道国的公共政策目标与投资者的合理诉求。还有学者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探讨联合控制条款对中国国际投资战略的影响，认为该条款有助于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更好地维护自身主权与发展利益，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条款的实践应用研究上，由于中澳FTA实施时间相对较短，可供研究的实际案例有限，导致对联合控制条款在真实投资争端场景中的运行效果分析不够深入。学者们多基于理论推导和假设情境进行研究，缺乏对实际案例的详细解读与实证分析，使得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条款与其他国际投资规则的兼容性研究方面也存在欠缺。国际投资领域规则众多，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中澳FTA联合控制条款如何与其他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以及国际投资习惯法相互协调，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可能导致在复杂的国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