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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制”到“引导”：促进型经济立法的理论与实践新探索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立法的重点正经历着从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的深刻转型。以民营经济立法为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拓宽就业渠道和启动民间投资的中坚力量。但同时，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30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该法自2025年5月20日施行。它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是促进型经济立法的典型代表。

促进型经济立法的实质，是为相关经济主体的权利作出立法保障、增益和创设。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也存在失灵的情况，如不完全竞争对市场机制的异化、市场的外部性造成市场的非效率及社会收入分配的非公平等。在战略性、长周期性、高风险低回报性的基础薄弱产业或公共事业领域，市场投资缺乏经济诱因，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促进型经济立法进行适度干预，弥补市场机制无法自发起动领域的发展局限。同时，政府职能也在从“管理型”向“服务促进型”转变，促进型经济立法强化了政府的服务推动义务，激励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一转型对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促进型经济立法能够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升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出台，为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多元化和创新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支持其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工程等，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从法治建设角度而言，促进型经济立法丰富了经济法律体系，推动立法理念从单纯的管控向引导、激励转变，使法律更贴合经济发展需求，提升了法律的适应性和实效性。它还融合法治约束和政策导向，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将政策文件指引上升为立法保障，增强社会主体的预期，更加有效地引导社会主体的行为。因此，深入研究促进型经济立法，对把握经济立法发展趋势、完善经济法律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促进型经济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德国，学者们深入探讨了政府在经济促进中的角色与法律规制，通过对德国各类产业促进法的研究，如《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分析其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推动产业发展，强调法律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德国的研究注重从经济法的整体框架出发，剖析促进型立法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同作用，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在美国，相关研究围绕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展开，以《美国小企业法》为典型，研究其如何通过立法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技术援助等，促进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创新与活力。美国的研究侧重于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立法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国内对促进型经济立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李艳芳教授较早对促进型立法进行研究，指出促进型立法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手段，是管理型立法的重要补充，倡导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也有特殊性。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促进型经济立法展开研究。在立法特征方面，有学者认为促进型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规制性和现代性特征，通过法定的鼓励性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立法意义方面，研究指出促进型立法能够完善社会治理，促进共建共治共享；融合法治约束和政策导向，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关注社会发展薄弱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具体领域的促进型立法研究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例，学者们分析了其在保障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保护合法权益、拓展发展空间等方面的立法突破与制度创新。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在研究内容上，对促进型经济立法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如促进型经济立法的概念、内涵、外延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多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促进型经济立法实施效果的深入调查和数据分析，难以准确评估其对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在研究视角上，对促进型经济立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研究不够全面，未能充分揭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对于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型经济立法体系，以及如何提高促进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