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原理最后版本.pptxVIP

邓中甲教授主讲中医思维原理－－第一讲导论第一部分中医学理论体系层次分析

自然科学的层次：普通基础层次基础学说层次基础学科分支应用学科

1、西医学的层次2、中医学的层次

第二部分中国古代哲学的渗透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长期以来，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界多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专著。两千年来，一直被公认为中医理论之源。如果回顾祖国医学幼年时期所经历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经》的问世，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医学革命的完成，即我国古代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努力，采取医哲结合的形式，以哲理释医理，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结束了稚弱朦胧的童龄时代，完全从“医源于巫”，医巫不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在当时，对于华夏民族以及嗣后深受其惠的东方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自然科学的每一次突破和飞跃，都不能脱离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其中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结构、科学水平等因素，特别是离不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战国后期直至西汉中期近三百年间经“层累”完成的《黄帝内经》，正是这个时期医学和哲学飞速发展的反映，也是古代医学和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

医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同时，纵观我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尤其是由实践到理论的上升和提高，往往是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士”（知识分子）或士的集团去完成的。而《内经》基本理论的形成以及这部古籍的初期草创，正是以包括儒道在内的先秦“诸子蠭起，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和孤立的现象，是和春秋战国时期那场围绕着“天道观”为中心的哲学大论战分不开的。而全书反映的主要哲学观点，主要来源于这场论战中日益壮大，兴盛一时的道家思想。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医、道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医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的成功尝试。

医理源于道先秦时代医学、哲学的概况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这已是确定无疑的结论。但是，于是的医学知识，也和其他早期文化一样，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它们的成果往往被统治阶级所攫取，并纳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的轨道，成为从属于神权、君权宝座的听命奴仆。在人类早期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之中，医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对生老病死秘奥的探索，因此，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关注。古代人类在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的医药卫生成果，也就更容易被后世所缅怀，甚至发展到偶像崇拜的地步。例如关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素女言脉、岐黄论医等种种传说，以及对于医术超群、名扬海内的医缓、医和、扁鹊、文挚等上古名医的描绘，往往带有神仙或神医的色彩。古代人类这种认识上的矇眛和局限，加上统治阶级对医学的控制和歪曲，给原始的医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因此，和世界各民族古代史研究中所反映的情况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医学同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原始医学处于经验的积累和摸索阶段。尽管在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辨病治疗，卫生预防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并由此产生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系统的基础理论，更谈不上具有一套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成熟体系。0102

从战国中期以前古籍所记载的疾病资料来看，当时的诊治仍然是以辨病为主。春秋末期，卫国医者公孙绰能治偏枯病，他据此而断言：“今吾所以倍治偏枯之药，则能起死人。”这种囿于疾病表面现象而忽视本质的错误认识，直到战国时代的《列子》、《吕氏春秋》才给予明确的否定。后者并指出了“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的关键所在。

战国中期，人们从疾病的复杂现象出发，逐渐对病因的多样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有所认识。《列子．力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一日矫凡，二日俞氏，三日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友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俞氏曰：‘女始则胎气不足，乳湩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非克已也。’卢氏曰：‘汝疾不由己，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不其如汝何’！“这段记载，分明是一份古代最早的会诊记录，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医生，已经有了早期的审证求因思想，他们大胆地放弃了辨病诊治的旧套路，试图从饮食起居，精神情志，外感内伤，先后天因素等不同角度去审因论治。比起略早于此的古医书《五十二病方》来说，其辨证的思想和内容的确有了更明显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由辨病向辨证过渡的自然趋势。但这毕竟是初步和零散的，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辨证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出反映成熟理论体系的完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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