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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一个被低估了的反抗者

后世之所以看重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更因为它成功刻画了两位单纯美丽而又倔强勇敢的青年反抗者形象，他们像两只“海燕”般划破封建社会的“黑暗长空”（林松《划破长空的海燕》）。但是，后世读者似乎一直都有一种“褒刘贬焦”的倾向，有意无意的低估了男主人公焦仲卿的人格魅力和反抗决心。多认为仲卿“和兰芝不同……性格比较软弱”(《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可能因为刘兰芝太光彩夺目了，以致她形象的光芒遮蔽了焦仲卿的个性光芒，让我们不自觉的低估了他反抗的力量。其实，仲卿也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男子汉，他的反抗决不亚于他勇敢的妻子。而且，唯有理解了看似软弱的焦仲卿，理解了他反抗的艰难过程，我们才能回到历史现场，真正理解长诗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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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焦仲卿的形象定位一般是：虽然真诚善良，忠于爱情，但有一点软弱，缺少决断，没有男人气概。的确，温和谦恭的焦仲卿少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豪言壮语，少了一些杀伐果断，无毒不丈夫的狠劲，也没有诗酒为伴、弹剑作歌的狂放洒脱,不是个经典意义上的“大男人”。可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大男人”，最终要看他的内心和行动，而不是他表层的形象气质。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焦仲卿其实丝毫不缺乏男人的个性。

首先，焦仲卿富有主见，果断坚定。作为一个传统士子，他对母亲的确是恭谨孝顺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母亲与妻子之间矛盾的正确判断。婆媳的是非对错，他洞若观火，心明如镜。长诗开端，他见阿母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一张口就宣布了自己的明确立场:妻是对的，无辜的，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妻子一边。他和妻子分别的时候，是他首先提出“不久当归还，誓天不相负”，立誓相守，终身不负。而自杀殉情也是他首先提出的，“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虽因误解，语带讥讽，但不难看出他对誓言的决绝态度。有人可能要说，既然坚定果断，为何不能一开始就拒绝母亲“驱遣”妻子的无理决定？这其实是脱离历史语境的苛责，“这一次交锋仲卿是失败了，他并不能挽救兰芝和他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还不允许他胜利。”（何承恩《焦仲卿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仲卿既不拥有妻子去留的最终决定权，更无力承担“不孝”的罪名，除非他以死抗争——正如他后来做的那这样。

其次，焦仲卿言出必行，信义担当。长诗中焦仲卿的话不多，没有客套，没有迂回，没有渲染，没有夸张，但他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实实在在，说话之前，决心已定，一旦出口，必当践行。当焦母苦逼兰芝之时，焦仲卿在母亲那儿反抗似乎并不特别激烈，但他的话分量不轻，“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当时，骄横的焦母、甚至长诗的读者都以为这不过是焦仲卿一时激愤之语而已。岂不知当时的焦仲卿就决心已定，言出为誓，准备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仲卿送别妻子时与妻子立下“誓天不相负”的誓言后，更是从未有过丝毫的犹豫徘徊。不难推测，送走兰芝后焦母肯定会一再逼迫仲卿再娶，仲卿虽然不能改变母亲，但母亲的淫威也绝不能改变他的誓言。这世上太多徒具其表，却轻诺寡信的男人，相较而言，仲卿自是真男人。

再次，焦仲卿有不同流俗的独立意志。庸人看重世俗的得失毁誉，最喜欢随波逐流，真男人则看重自己的独立意志，只愿意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焦仲卿无疑属于后者。焦母几次诱惑，“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他自是毫不动心，这是不重美色。焦母骄傲的声称“汝是大家子，仕宦在台阁”，他却自称“儿已薄禄相”，这是不重门第地位。世人多以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把妻子看做工具和下等人，焦母自然也以为“贵贱情何薄”，他却对妻子平等待之，爱之，敬之，这是不重等级贵贱之别。仲卿敢于放下忠孝礼义的教条，殉情而死，为一个“女人”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不惧流俗，不畏人言。他有不同流俗的独立意志，他倾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他是至情至性的好男人，他是不同凡俗的真男人。或许正因为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以庸人的标准要求他，我们才觉得他不够男人味。

最后，仲卿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叛逆者，这是焦仲卿这一文学形象最重要的特质。在中国古代，婚姻一向依“父母之命”，无自主可言。《大戴札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顾父母去，无子去，浮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七出”之法之中，“不顾父母”赫然在首。所以，在今天看来，焦母“驱遣兰芝”的决定霸道变态，不可理喻，但在古代，却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而焦仲卿这个看似文弱的男人，恰恰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他送走妻子，只是权宜之计，内心深处，他从未接受母亲的荒唐决定。送走妻子的时候，他就和妻子定下了终身不负，永不分离的誓言。古人对誓言是十分虔诚的，可见此时的仲卿已决计反叛。

送走妻子，既是他在强大的母亲和礼教面前的大失败，也是他迈出的叛逆反抗之路上的第一步。他的确有幼稚软弱的一面，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