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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高文

建构主义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基础

20世纪后期，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正面临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与知识社会的挑战。强调依据信息技术进行意义建构与知识创新的建构主义知识观与学习观盛行于西方世界，并对曾经流行并仍存在于现行教育中的知识传递观以及相应的传统的认识论发起了攻势强劲的批判。为了更好地理解建构主义的学习观、知识观以及相应的教学理论与模式，对建构主义从哲学与心理学两个方面追根溯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建构主义研究的哲学渊源

(一)维柯的“新科学”

作为一种学习的哲学，建构主义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家、人文主义者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维柯从哲学传统出发，认为人类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使人类独一无二的是文化。因此，历史是最伟大的科学，历史涉及的是人类的自我创造过程。通过历史，我们才能认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同样，通过历史，我们才能了解人类是如何塑造自身的。172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新科学》的著作，此书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然而，这确实应该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维柯在他的“新科学”,即“人的物理学”中，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指出，即使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也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富有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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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关于教育中建构主义的理论与理论基础研究

他认为，人生而具有一种本能的、独特的“诗性的智慧”(Sapicnzapoctica),指引他们以隐喻、象征和神话的形式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这种“诗性的智慧”作了精辟的阐发：“……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态度，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这种诗性智慧……无疑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①他还认为：“在推理能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我们才发现到真正诗性的词句。这种词句必须表达最强烈的热情，所以浑身具有崇高的风格，可引起惊奇感。”1由此，维柯指出，“诗性智慧”是世界各民族最原初的、最本原的智慧，这种智慧的特点是强烈的感受力和广阔的想象力。因此，对神话恰如其分的解释可以被看成是“最初一些民族的文明史”。显然，维柯的“新科学”表明文明社会确实无误地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各项原则可以在人类自身心灵变化中发现，同时，这一创造社会的过程也创造了人自身。正是由于人类通过历史创造社会，塑造自己，因此，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关系人类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柯指出，人们只能清晰地理解他们自己建构的一切。也正因为此，当今激进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冯·格朗斯费尔德称维柯为“18世纪初建构主义的先驱”。

(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从哲学角度追溯建构主义根源，最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 (Kant)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在近代，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发现、研究、认识各类事物的一般、普遍性质的时代。近代哲学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试图通过直观的思维形式去解决世界的多样性问题，去包罗宇宙万象。然而近代哲学的进步导致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严重对立。前者局限于经验范围，最终引向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后者脱离经验，按照数学方式或逻辑推理，导致莱布尼茨的“独断论”。近代哲学中，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论争为哲学的思辨性提供了营养并成为哲学觉醒的动力。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正是建立在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认真考察与思辨性综合的基础之上的，集中地体现了主体能动性思想。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启发康德确立了“对象必须与认识符合”的根本原则，创建了以主体能动性为中心的批判哲学。因此，康德哲学的价值在于全面提出主体性问题以及他对主体性的主观结构(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理性的积淀)方面的分析。它们作为主体性的普遍形式正是人类群体超越生物族类的确证。在个体心理上这一普遍形式是以不断开拓和丰富自身的创造性心理功能而成为“自由直观(以美启智)”、“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受(审美快乐)”。在认识论领域，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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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屯义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基础

洞察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的基本命题，试图对近代认识论进行“综合”,同时也为科学独立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他通过对“综合”与“分析”、“先天”与“后天”、“主体”与“客体”以及“感性、知性、理性”认识形式的区分与研究，试图展现主体的内在矛盾性(主体的有限与无限、功能与实在、先验与经验、超越与限制等矛盾),揭示认识的双向性运动：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身，人在建构与创造世界的同时建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