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清《碧竹红心》是怎样出生的_追忆我和陈有清先生的初识.docxVIP

《碧竹红心》是怎样出生的

——追忆我和陈有清先生的初识

严清

记忆往往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动，没有想到对我与陈有清馆长往事回忆的引发，竟然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

人总是要离开的，但陈馆长的离开犹让我觉得突然，因为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热爱艺术的人，热爱美的人，上苍再给他十年、二十年，也不算多呀！

1968年的深秋，我被命运的飓风吹到如东县古坝公社十三大队，身份忽然由学生变成了农民（那时候叫社员）。刚到农村的新鲜感很快被异化的劳动代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工人异化劳动是外在于人的、脱离了人的本质的、使自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被迫的强制的劳动），正当青春勃发期的十八岁的我和我们，除了农民的身份还有知青的名衔。知青异于农民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虽然“充满劳绩”，却还幻想“诗意棲居”；除了“粮食和蔬菜”，他们还憧憬着“诗和远方”。于是，我忽然做起了作家梦。晚上，在低矮的农舍的煤油灯下，发黄的劣质的纸上，我写下白天干农活时构思的零星片断，拼凑出应景的、跟风的时髦和一个做着文学梦的年轻人的幼稚。不知写下了多少万字，但连自己都不满意，更没有勇气示之于人公之于世。

转机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初叶出现。应该是1972年吧（因为我的处女作《碧竹红心》发表于1972年8月6日的《解放日报》，所以记得），如东县文化馆举办了文学创作学习班，知青中的诗人冯新民那天在我们面前挥动着通知他参加学习班的纸片，吟哦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一幕成为刺激成为促发成为鞭策成为契机。我在冯新民“出门去”后，别的什么也不干，整天整夜写写写，人整个丢了魂似的，农活是撂下了，工分是不挣了，至于有没有吃饭有没有睡觉，现在也记不周全，只记得大脑完全被经过一个竹园子突然生发的故事和故事传达的“革命”理念所占据。整整两天两夜，《碧竹红心》总算让我生下来了。

那天凌晨（其实差不多是半夜），我骑着破旧的永久二八大杠，直奔七八十里外的县城掘港，寻到文化馆的大门，天才麻麻亮。等到学习班开始活动，我才把稿子忐忑不安地递给学习班负责人，一个略高也略瘦的戴着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文化馆负责文学创作这一块的副馆长陈有清。

那天学习班打破原来的计划安排，专门讨论《碧竹红心》的修改（应该是陈馆长的决定）。下放在如东的季茂之先生（原南通市文化局局长）和资深的丁老师（后来没了音讯，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了）看好我的这篇小说，但陈有清坚持必须作大的改动。嘱我回去慢慢改，改得自己满意了再来。我即刻骑着我的自行车回生产队，又是个七十多里。回到家一刻也没有休息，坐下来就改小说，把学习班上大家的意见，特别是陈有清馆长和季茂之先生关于人物性格的提点反复在脑子里过滤。稿子改好，已经是深夜，稍微睡了会儿就二次往掘港骑行。

现在想起来，也亏得当时年轻，长途骑行接二连三，就为了一篇小说。这就是知青，可以挥霍大把的时光甚至生命，只为了心中的梦和根本无法预知的未来。

当我那么快又出现在学习班全体学员和导师的面前时，大家都讶异不已。陈有清馆长本意是让我回去“慢慢改”，不料我竟如此“猴急”，但他丝毫没有愠意，仍然极认真地极专业地细看我的稿子，然后仍然用他的细声细语提出再作修改的意见。他的意见我不能有半点抵触，因为我被他一指点，竟然有“我怎么没想到”的顿悟。没说的，继续往古坝的方向骑我的永久二八大杠。

在我翌日第三次骑到学习班时，陈有清馆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笑起来很有个性，眼睛眯成缝，嘴角翘成弧，发出仿佛是美声的颤音，有厚度的音质，又透出文人的气息。他说，你挺有韧劲啊！稿子留下来，我们再讨论讨论，大的方面不改了，细小的地方还要润色润色。回去慢慢骑，安全第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慢慢的，似乎是陈有清馆长的专业和性格标志，不着急，慢工出细活；不急功近利，用一种散步的姿态徜徉在文学的小径上、园林里；不追名逐利，而是悉心磨自己的艺术坯件和耐心帮后生完成文学的意趣和愿景。

《碧竹红心》后来是经由如东县文化馆的“官方”推荐，以“古坝”为笔名，发表于1972年8月6日的《解放日报》，继而入选江苏省知青小说集《山里红梅》，位居全集第二篇（被编辑改名为《竹园新事》）。我不知道“古坝”的笔名是不是陈有清馆长的改拟，但我能揣猜这一改拟的良苦用心：怕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身份从政治敏感处影响小说的发表。我懊憾于没有及时求证于陈有清馆长，现在，是永无求证之期了。

《碧竹红心》后来殊有影响和后效：它被选为如东县中学生课外读物，它的发表，让“古坝”这一本无名无声的知青成为县、市、省多层多级的文学学习班的常客，它促我组建了如东县古坝公社知青创作组，它带我走上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