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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作家巴金：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苦痛的老人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苦痛的老人！复旦高校教授、巴金探讨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胜利、财宝增长、名利双收……但只有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醉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示人们不要遗忘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心情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敬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闻名文学评论家、巴金探讨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困难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须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探讨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细致回视，发觉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验告知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闻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殊深：那时候为什么很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看法。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今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抗拒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闻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觉，很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抗拒？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头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到处长丁玲对广阔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阔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确定是无政府主义，不行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学问》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学问》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确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确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始终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始终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幻想

“惋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很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辩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很多负面的东西：腐败、志向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终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很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复原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丢失，巴金内心很苦痛，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闻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