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名著导读柏杨：中国人史纲.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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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中国人史纲》

台湾作家柏杨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是他于1968年至1977年期间在狱中写成的。该书被列为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10部书之一，最近由同心出版社推出的、其亲自审订、重新配图的版本，是目前内地最为权威和完整的版本。

《中国人史纲》（全三册）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定价：75.00元

《中国人史纲》是一部旧书。当年读时，如受电击；十多年后重读，百感交集。

在白话国史著述里，始终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极力赞扬的，如宣扬中国文明的绚丽、宏大等的书，这是接续了宋以后的儒家文化史观、精英史观；一种是极力否定的，认为中国历史充溢了杀戮、肮脏、苦难，这是一种黑暗史观、专制史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虽属于后者，但仍堪称独特。这是一部在监狱里写成的史书。

这个看过地狱的人讲历史，跟学者在书斋里的讲史自然不同，对个人生存的高度重视，使他对以往的统治者充溢了蔑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帝王将相不过是人渣而已，是心智可笑可怜亦极可恨的罪人。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千年以后我们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无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朝廷。”

柏杨的力气在于，他既有《资治通鉴》这样传统史书的基础，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酱缸”理论。

他对历史绝不缺乏“温情和敬意”，他称道中国人的文明成就，但更直面中国人的“丑陋”。

自宋起先，中国的制度、文化成为士大夫们寄生的乐园。这个精英群体称道礼教、名教治国，自己却太没有识见和节操。在濮议事务中，“欧阳修、韩琦都是最坚韧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间或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即受到凶暴的待遇。”在南宋面临亡国之际，“蒙古兵团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进抵临安。宋政府已经瓦解，包括宰相在内的当权官员，以及日夜都在思念忠君爱国的道学家士大夫群，大都逃走。”在大礼议事务中，“卫道之士大为振动，一个个中风狂走，似乎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以至于后来郭嵩焘给李鸿章写信，仍感叹这个寄生的阶层，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因此，宋明以后的中国灾难，更多地属于文明退化后的报应。就像黄仁宇等史家承认的，在这种文明里，没有人能逃脱，没有人有平安感。人人都有了“行货感”（王小波语），天理、道义撕破了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人性之善，于是地缘、家国也显出凶恶。

当年读柏杨，少年意气，只看到自家文化传统的悲伤，看到先人们的可怜；十多年过后，对历史的解读越来越近于传统文人的感怀，多是不及物、不用时事的空洞想法。

我们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正义仍是匮乏。历史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无论是孔子集大成并侧重于儒家的历史写作，还是司马迁那样倾向于道家的历史写作，都使得个人的言行获得了不朽的意义。但现代的史书写作，少有维护这种中国式的宗教信念。

我指责过唐德刚先生的三峡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他们建立的历史评价系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而无视个人的努力和人生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任务的大历史观里，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个人似乎是不幸的、无意义的。历史主义笔下的个人言行，是一种不行抗拒的宿命使然。

我们今日仍活在这种种史观的阴影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尽管有着敬重个人尤其人民的底蕴，但仍属于这种确定论式的史观。只不过，他是文化确定论者。在这种史观作用下，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比如说杨广、完颜亮等人患有“大头症”，这类解读近乎市井理性；或者以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古人，比如说，“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慧才能，但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此外，就是把不能为理性说明的人物事务归为谜。

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触目皆是。于是，同样写历史人物，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我们现在也能常见的中国人，柏杨笔下的项羽则让我们高高在上地以为西楚霸王“低能”。这样说，当然是对前贤的苛求。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应当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相识历史，柏杨只是给我们供应了一种便利、一种参照。何况柏杨的中国史是这样明快可读，他总结的历史阅历值得中国人牢记，那些历史轮回的人物事务，假如今人蹈其覆辙，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诚使“后人复哀”也。

每一代人都期盼新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写作是要综合他们当代的阅历、新的观念、新的材料发觉，更重要的，是要融进他们一代人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评判。这种中国史书传统，是中国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传统在宋以后中断。宋明大儒用道学、理学来寻求中国人的意义，使得史书成为帝王之流的“家谱”。好在民间仍牢牢地守护着历史的良知、正义，保卫着对历史的信仰，用历史来规定人生的意义。在《三国》、《水浒》一类的书里，中国人始终在施行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裁决。

这种对历史叙述之庄重虔诚，对历史人物的爱恨悲悯，劝慰了在罪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