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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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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截至2012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共8286654个，其中私人控股法人单位6552049个，占总量的79%。对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简单化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应当给予彻底唯物主义的回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经济，肯定具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基本特征，这是不必为了和气而刻意讳言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借用广义相对论的话说，就是在不同的“重力场”中，它还要发生“畸变”，即可能生出某些新的性质，因而其历史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恰如毛泽东所说，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它“属于旧的世界”，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它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扶植起来的经济成分。它从一出生，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没有党和政府的特定政策，就没有民营企业；没有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营企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全社会的人才、资金、资源和市场的支持，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党和人民的哺育和教育，就没有而今已然成才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这种“出身”和成长经历，赋予它以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私营企业的新的性质。这一新的性质，就是天然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一种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不少民营企业家拥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热心于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兴办的各种公益事业。例如今年的中国企业家文化年会，就是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主题，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是之谓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根据生产力受国内外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对我国生产关系作出的一种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只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就没有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变，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过渡而准备必要的物质存在条件。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都不免要和国际资本打交道。国际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而今日的国际资本，则将这种扩张推到了危及全人类的极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目前全球共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其中1300家构成全球经济的核心，而其核心的核心则是被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的150家大公司，例如洛克菲勒家族、乔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尔·盖茨家族等等。这些国际资本的寡头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如草芥或粪土，它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实力，不但要控制全球的市场，而且要控制全球的一切，包括粮食、人口和环境。就其专制、独裁的广度、深度来说，恐怕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中国，除少数靠出卖国家利益获利的买办企业之外，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都正在面临它们的严重威胁。只要你有了一点儿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你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几分活力，它们就会伙同其控制的政府，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方面，华为、通领、TCL、尚德、英利、天合、三一重工等优秀民营企业的感受也许会更加深刻。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既然国际资本是最主要的挑战对手，民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站在国有企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祖国一边。

不同于西方民营企业的新质，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功能及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肯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组成部分的根本依据。

民营企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有些经济学家好为人师。他们经常“教导”民营企业说，社会主义不好，如果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政治上建立起资产阶级当家的“宪政民主”，你们不就如鱼得水，可以高枕无忧了么？乍听起来，这话似乎美妙得可以令人陶醉，遗憾的是说得太晚。倘若说在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一句实话；倘若说在1840年以后，大抵就是一句空话；倘若说在今天，就是一句包藏祸心的谎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