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测量的问题与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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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测量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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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科学已经与社会融为一体，公众科学素养（CivicScientificLiteracy，也称科学素质）成为决定人们生活质量和参与政府决策的重要条件。为更好地指导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我国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

要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首先要相对准确地掌握公众科学素养的水平，这不仅有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将为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措施的实行提供依据和支撑。因此，科学素养测量是科学素养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科学素养的测量理论体系都是源于米勒在其科学素养三维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测量体系，这个体系开创了科学素养评估的先河，并兼具理论性与可操作性。其中两年一次的全美调查（科学工程指标，ScienceEngineeringIndicators）的内容具体包括：运用是非题、多选题、问答题考察公众对科学概念的了解程度以衡量科学知识维度；考察公众对科学本质、过程、方法的了解程度以衡量科学本质维度；了解公众对科技影响社会的看法以衡量科学与社会维度。

我国自1990年开始对公众科学素养进行探索性调查，目前已进行了八次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我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测量体系是根据《纲要》及米勒体系制定的测量维度：“1.对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的测度；2.对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的测度；3.对崇尚科学精神程度的测度。”[1]并界定三个维度都达标就认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问卷主要基于米勒体系下的国际通用测量问卷，并在个别问题上修改了表述，增加了一些选项。

应该说，中国科协组织开展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我国科学素养测量方面的空白，为我国科学素养研究提供了可信可靠的数据。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测量的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应用，实用性比较欠缺，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获得的数据没有在学术界得到深入的挖掘，调查的结果也没有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均未提及科学素养，地方政府文件仅有极少数在谈科普建设时提及）。

一我国科学素养测量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测量在实用性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界定科学素养的目的不明确、理论体系缺乏“本土化”、调查结构不完整三个方面，下文将具体分析这三个方面。

（一）界定科学素养的目的不明确

科学素养是一个由社会需要、意图所衍生的概念，其界定具有强烈的社会情境性，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界定会有所不同。科学素养概念与社会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科学素养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研究的社会目的决定的。从科学素养作为一个术语出现以来，学者与机构已经对科学素养给出了很多定义，这些定义虽然有共通的地方，但也有较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目的与想要达到的社会意图界定科学素养。而有界定科学素养目的作为导向，公众科学素养测量就会更具有针对性。从国外的情况看，进行科学素养测量的一般步骤是，根据本国国情与界定科学素养的目的构建理论体系，再根据理论体系与测评目的制定测量的可操作性定义与问卷，运用调查得到的数据作分析以达到最初界定科学素养的目的。美国科学工程指标、欧洲欧罗巴晴雨表都遵循这个步骤。

例如，美国的科学素养调查的宗旨是加强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公众理解和分辨科学决策问题的能力（作为有效公民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理解水平[2]），并由此给出三个维度。而《纲要》并没有说明科学素养的目的与意义，仅是指出了科学素养是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素养的界定是一个纲领性的、抽象的定义。这就使得我国的科学素养测量迷失了方向，测评基本沿用米勒体系，又因为不知道方向，而无法对米勒体系做出符合我们期望的修改，对于测量目的阐述也只能落在比较微观的地方[3]，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最后的结果看，科学素养测评演变成“达标率”的测评，对政策制定及变化规律研究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出现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素养界定目的性的缺失。没有给出调查数据的使用方向，测量只得成为在国际上进行排序的工具。

（二）理论体系缺乏“本土化”

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测量的理论体系来源于美国的米勒体系，但是米勒体系本身有一定缺陷，而且米勒体系的建立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情境，中美两国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国科学素养测试需要对米勒体系进行彻底的本土化，但目前这个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充分。

1.米勒体系本身的缺陷

米勒体系存在不恰当的预设。其一，公众不理解科学是因为掌握的科学知识少的缘故。米勒测量体系所依托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公众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越容易接受科学，并做出科学的决策。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