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徐舒青铜器的非均衡性特征及断代刍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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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徐舒青铜器的非均衡性特征及断代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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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嘉麟

摘要：吴越青铜器的年代学问题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由于吴越、徐舒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出土“情境”并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区分。本文将吴越徐舒的青铜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通过个案来分析其文化因素的非均衡性特征，运用文化因素联系法来构建吴越徐舒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吴越徐舒青铜器断代的考古学支点应放在淮水一沂水流域，这是解决年代学争议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吴越；徐舒；青铜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吴越青铜器的年代学问题存在很多分歧，尤以涉及到“复古”或“模仿”的青铜器年代争议最为激烈。断代方法主要是对礼器、兵器以及原始瓷器进行同类的比较分析。然而，后两种比较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吴越式青铜短剑作为一种地方特色不适于作为交叉断代的依据，又如江南硬纹陶和原始瓷器的发展序列只能呈现出相对年代，缺乏绝对年代的佐证，又必须与中原青铜器的共存物来确定年代的循环论证都有很大的问题。

讨论地方风格器物的年代学问题.应当是通过器物学的“内证法”，即理清器物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来进行断代。懋镕师在《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中指出西周青铜器演化的非均衡性问题，其形制、纹饰、铭文等因素往往作非均衡性变化①。如果在周文化的核心区域都存在这种现象，那么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其情况更是复杂。

由于吴越、徐舒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出土“情境”（context）并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区分。研究中原青铜器时要充分注意组合关系，即将之作为一个考古学单位进行考察。但是，对于吴越徐舒青铜器则要注重个案分析，具体分析某一件器物富有时代特征的因素，有时表现在形制，有时表现在纹饰，有时表现在工艺，断代是根据器物所表现的诸因素中年代最晚的因素来推定的。

马承源先生提出吴越青铜器的研究，不能以中原商周青铜器发展序列来套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原商周青铜器对于吴越诸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要从吴越青铜器大量考古资料的实际出发，作具体细致的排比研究，从各种现象中寻求合理的解释，得出真实的正确的结论。以往对中原青铜艺术发展模式的认识是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比如商周时期器物形制变化是从深腹到浅腹，由鼓腹到垂腹，纹饰的发展趋势是从繁缛到朴素。那么，吴越、徐舒青铜文化是否也符合中原地区的发展模式？在缺少考古学谱系和年代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器物学方法构建吴越徐舒青铜器的演变序列是解决年代学争议的有效途径。

讨论吴越徐舒青铜器的风格特征和断代问题，首先要明确三点：

其一，要将吴越和徐舒的青铜艺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考察。从艺术特征来看，吴越和徐舒的青铜文化存在着一些差别，比如吴越的棘刺纹就不见于徐舒青铜器。仍将两者视作一个区域文化的整体，是考虑到吴越和徐舒两个文化区都遠离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即都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关系。并且两个文化区相毗邻，交往和联系非常密切。有学者认为吴国早期的都城在沭水与沂水之间的柤地，即今江苏邳县北略偏西的“泇口”。城南迁后，淮水至沂水之间的区域被徐国占据。但是两国直到春秋晚期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邳州戴庄镇九女墩分别出土吴国器和徐国器，吴文化的核心区丹徒大港镇背山顶墓葬中发现有徐国墓葬。随着吴国和徐国分别向太湖以南和淮水以南的发展，逐渐构成了徐舒和吴越两大文化区。这两大文化区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文化属性都是相互渗透的.如果能在早期徐舒青铜器上找到考古学支点，实际上也就是打开了吴越青铜器断代的突破口。

其二，要对“复古”和“滞后”两种文化因素的性质进行辨析。影响吴越徐舒青铜器年代判断的最大障碍就是对两种性质认识的不足。“复古”是艺术演进的一种“裂变”，贡布里希谈到文艺复兴时强调其本质就是“恢复”与“再生”。而“复古”本身又孕育着革新，这就要求在模仿中会呈现出一些时代新元素。“滞后”是一种文化因素从“传播中心”到“接受地区”的位移，这种位移既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滞后性的文化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文化因素共同体，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非是孤立存在的。通过器物学构建的青铜艺术演变序列可以明确区分两种文化因素的性质和时间节点。

其三，要重视春秋中晚期吴越徐舒青铜器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艺术发展大趋势。一是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大国争当霸主，在青铜艺术上呈现出来的一股复古风气。楚文化和齐文化一度流行波曲纹的方座簋，晋文化中又出现了兽面纹。那么，吴越徐舒地区是否会受到“复古”风潮的影响。二是这个时期青铜纹样装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细腻化的过程，比如楚文化的蟠虺纹、晋文化的羽翅纹等都是细密纹饰的典型代表。所以，讨论吴越徐舒青铜器纹饰的年代问题也要处于这种逐渐细腻化的过程中去考察。

器物学研究的立足点必须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将某一类器物中时代特征比较明确且流行短暂的文化因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