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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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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