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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利贷签租赁合同高利贷,是馅饼还是陷

阱

中国民间借贷火爆，利率蹿升至令人咂舌的高位，“三分

利”成了新的基准利率。一时间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

当行、各种咨询和财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成为投资的热

门。表面看，债权人是借贷交易的受益者，但他们面临巨大的

违约风险，吴英案绝不是最后一个。一些债权人暴力催贷，甚

至债务人的反报复，更是危及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追本溯源，

民间金融的火爆恰恰缘于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民间融资渠道

严重受限，中小企业不得不寻求地下交易。同理，利率的高企

也缘于政府过山车式的政策调整，实业投资存在刚性却无法对

政策做出预期，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融资与信贷的错配，

因此高利贷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畸形的民间融资市场能否

改观？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参与民间借贷市场

须谨慎，高风险是高利贷的固有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

“景老师，我的朋友跟我借5000万元，一年期三分利，利

息我提前预扣，这样我给他的现金只有3500万元，我实际收益

达43%，而且他把一栋酒店的房产证抵押给我，你说这哪里有

风险？”年届50岁的吴总曾是我的学生，是广东省一家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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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一大堆社会头衔，在当地算是个名人。

高利贷可以做到没有风险！像吴老板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

数。事实如何呢？我们不妨把视角拉长，全面分析当下高利贷

市场的状况。

今天的民间借贷市场范围之广，额度之大，利率之高，实

属前所未有，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

响。除了典当行重现江湖外，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名目

繁多的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纷纷兴起，高利贷似乎迎来了一个

持续繁荣的“春天”。

高利时代

“三分利”、“驴打滚”向来是社会舆论抨击旧社会高利

贷者盘剥穷人的代名词。电影《白毛女》诉说了一场经典的悲

剧：农民杨白劳欠地主黄世仁25块大洋，年息三分（即年利率

30%），因无力偿还，最终被逼以女儿喜儿抵债，自己在除夕夜

喝卤水自杀。

顾名思义，高利贷是指以较高利率达成的借贷。新中国成

立后，在经济停滞和政府打击的双重制约下，经营性高利贷基

本绝迹。然而，在经济发展驱动和政府金融管制的挤压下，当

下的高利贷市场发展日渐迅猛。杨白劳的不幸遭遇发生在20世

纪30年代末，当时通胀严重（华北地区的年均通胀超过13%，

1937年物价上涨更是高达30%），其借款的实际利率约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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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物价因素，目前的利率水平恐怕已经大大超过当年。在

开发商看来，向“黄世仁”借钱甚至好于发信托计划。

目前，温州多达90%的老百姓直接或间接参与高利贷业

务，俗称“人人贷”。2011年9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新增存款较上月骤减4200亿元，分析认为，民间借贷

成为分流银行储蓄的主力。

前些年民间高息借贷主要兴起于浙江的温州和义乌，早先

大多是短期借款以应付的货款周转资金或“过桥贷款”，期限

长则一两个月，短则三五天，由于期限短、额度低，利息差异

不大，债务人对利率并不很敏感，因此利率通常超过15%。目

前，在民间财富比较集中的浙江、广东、山西、蒙西和陕北等

地，单笔借贷规模几亿元的已毫不新鲜，一年期借款的利率水

平已经普遍高于30%。典当行的利率有一定的参考性，比较温

和的做法为月息三分，即年利率36%，有些年利率水平甚至超

过50%。

以鄂尔多斯为例，这座边城凭借“羊煤土气”迅速致富，

2010年GDP达2643亿元，人均超过2.5万美元，财政收入高

达538亿元。根据住建部与高和投资的估计，2010年底鄂尔多

斯民间信贷资本超过2000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不含个人消费贷款）只有GDP的50%（一般城市银行的信贷

总额都会超过GDP总额），民间借贷是推动该市发展的主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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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组织形式多样，总数超过一千家，

差不多每百人就一家。2011年，鄂尔多斯的民间拆借主要投向

煤炭、能源和房地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