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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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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贵勇

[摘要]以1950～2012年上海数据为样本，通过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构建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不确定性，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要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分析发现，金融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水利与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政业、住宿与餐饮业、居民服务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等行业结构合理较低，并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业培训、市场化改革、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推进、IT技术融合、绩效工资改革、房价调控等角度为上海提高整体国民经济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合理程度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增长；对策

[]F062.2[]A[]1673-0461（2014）02-0078-07

一、引言

产业结构变迁是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区别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向发达国家转变的重要指标（钱纳里等，1989）[1]。因此，对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就成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探讨的重点之一，如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将加速经济增长。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研究路径主要有4种，其中最常用的是从各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出发，通过投入产出表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Peneder，2003）[2]；另外一种较常见的是从“产业结构红利”角度出发，如刘伟、张辉（2008）[3]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向深入，这种红利逐渐消失。但也有相反观点，如Baumol（1967）[4]非均衡增长假说”认为，由于各个产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天然区别，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由劳动生产率较低向较高部门不断迁移，长期以往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较高部门的人均资本存量，“结构红利”反而变成“结构负担”。但也有研究得出中性结论，如李小平、卢现祥（2007）[5]等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可能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时间较短，样本数据仍存在各种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5%左右的水平，工业化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明显提升，仅仅是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难以据此详细分析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关雪凌、丁振辉，2012）[6]。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排头兵，须充分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为上海充分发挥经济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及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依据，但目前仍无文献集中阐述上海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拟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方面度量上海产业结构变迁；②构建计量模型回归分析上海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以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二、上海产业结构变迁的度量

（一）产业结构变迁的度量指标

目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已成为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变迁最重要的两个维度（金培等，2011）[7]。

通常，学者一般跟据克拉克定律使用非农产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但随着服务业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服务化”趋势十分明显。因此，可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干春晖等，2011）[8]，该度量能清楚地反映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明确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是一个更好的度量。其计算公式为：

TS=Y3/Y2（1）

其中，Y3表示第三产业产值，Y2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如果TS值处于上升状态，就意味着经济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实质上是指各产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耦合质量，一方面反映各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合理利用资源的程度，即是对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研究者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E■=■-1=■-1（2）

E=■■-1=■■-1（3）

其中，E■为某产业或行业结构偏离度指数，E为整体经济产业结构偏离指数，Y和L分别代表产出和就业，i代表产业n代表产业部门数。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均等于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即E=0；由于Yi/Y表示产出结构，Li/L表示就业结构。因此，E同时也是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反映。E值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