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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2年GDP超120万亿增长3%为什么【优秀3篇】

篇一：2023宏观经济走向何方?篇一

面向未来，强大自己，需要抓住经济全面复苏的机遇来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振经济发展信心。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2023年，经济全面恢复是可期待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全面复苏后的路怎么走？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多年形成的经济连续下行趋势？特别是近两年反复强调的“稳字当头”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稳中求进”，“进”是关键，“进”就是深化改革、结构升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没有“进”，“稳”只能是暂时状态，且保持“稳”的代价也极大。综合分析表明，如果不有效及时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大难题，我国经济便无法摆脱持续多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可能还会出现第六轮、第七轮下行调整。疫情后期或疫情过后的全面经济复苏，最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发展质量大幅“进升”，真正实现十四五规划和要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一)预计2023年后我国宏观经济还可能出现第六波下行调整

从中期趋势看，我们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强劲反弹后，“十四五”后两年(2024年和2025年)可能难以避免再陷入新一轮下行(即第六波下行，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过五轮下行调整，分别发生在2008年、2011年、2015年、2018年和2022年)。

第六波经济下行可能发生，从内在因素分析，主要是由于两大方面原因：

一方面，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关键是动能的转换，只有真正完成了动能转换(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我国经济才能最终跨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而目前从多方面看，这一新旧动能转换过程远没有完成。

首先，从供给端看，创新驱动型经济还未最终建成。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报酬递减过程中，如主导我国经济的制造业自2012年以来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过程中，目前我国只有三分之一稍多的制造业保持报酬递增或稳定，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制造业仍处于报酬递减中。从报酬递减到新的报酬递增的转换，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三分之二的制造业或其他重要产业形成新的报酬递增态势。另外，创新驱动型经济尚未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在疫情冲击下，在就业总量压力短期明显加大的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变得异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从疫情爆发前的8-10%上升到目前的18%左右。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主要有三个原因，既要长期供给持续偏大的问题(未来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也有短期疫情巨大冲击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就业结构升级滞后。这里我们用高端制造业和高水平服务业的就业增量及贡献来分析这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011-2020年间，全国单位就业总数由14413.3万人增加到17039.1万人，9年增加了2625.8万人，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三大高水平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教育)合计就业数由2011年的4648.9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5239.79万人，增加了590.81万人，仅占全部增量的22.5%，由于增量贡献率少于多年(2011-2020年)平均的就业占比，结果导致两类高端就业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30.75%，9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57.37万人，引人注目，稳制造业和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关键是提高高端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1-2020年间，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类就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其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三类产业单位就业总数为1040.49万人，到2020年则猛升至2027.97万人，增加了近1倍，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37.61%，相应的，就业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总之，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转换期，我国的就业结构升级滞后问题突出，导致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力不足，进而影响社会分配结构，并抑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稳住就业发展的大盘，而且要优化就业结构，千方百计着力提高高端就业岗位。

其次，从需求端看，消费主导型经济还未最终形成。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于前10年迅速上升，2014-2019年平均为61.6%，但新冠疫情爆发，为了抵消消费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特别是公共投资再次显著扩张，这也使得投资主导增长的意识再次回潮，消费稳定增长的机制面临新的考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