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研究炒冷饭现象的一些思考-新时期以来《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pdfVIP

《聊斋志异》研究“炒冷饭”现象的一些思

考

新时期以来《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

究

王立赵伟龙

（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促织》与《变形记》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1982年学者方平先生首次将两

者联系起来，建立了“异化”这个有效的可比尺度。此后不少学者都对两者进行了有创获的

比较研究。但掠美现象多年依旧持续，出现如此之夥略带时间差的此伏彼起的“合唱”，原

因在于缺少真正学术史意义上的总结，缺少对不良学风的有效批评。伴随文献检索技术手段

的改进，复制性质的论文将愈益难以遁形，学术史的整理和评价将会愈益合理定位，《聊斋

志异》学术研究才不会埋没真正原创之作的价值。

关键词：蒲松龄；促织；变形记；比较文学；学术不端；学术史

1207.41：A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及成书时间学界尚未定论，其名篇《促织》写于何时还难于确

定。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生活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其小说《变形记》写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尽管中奥两国作家生活的时代及地域都

有所不同，但毋庸置疑他们是两位幻想奇才。蒲松龄一生痴心志异，《聊斋志异》整体上达

到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卡夫卡醉心写作，被尊为“西方表现主义大师”。两篇

小说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这种相似性，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初期，伴随

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著名学者方平先生1982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对于

〈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1］一文，首次将《促织》与

《变形记》两者联系在一起，借助于“异化”这个来自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这一概念，作为有效的可比尺度，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可谓是开创了《促织》与

《变形记》比较研究之先河，这也是新时期第一篇关于两者比较研究的论文。此后，不少学

者从各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领域，使其向纵深发展，也令人耳目一新。但

仿佛时尚的循环，随之而来的是时或出现复述、改写的“体会”，特别在2000年以后，出

现了许多“炒冷饭”的行为，引起我们的注意。

纵观《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为第一

阶段，这一时期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数集中在思想主题的异同比较以及马列文论指导下的

社会学分析层面，尽管不免受时代局限，但学者们还是努力挖掘到两篇作品背后的一些本质

性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研究的高峰；1990年至1999年为第二个阶段，虽然前一

阶段的研究色彩、价值取向有些淡去，并未发现太多新的问题，学术的“炒冷饭”行为也开

始萌芽；2000年至今则为第三阶段，随着研究角度多元转变、视角拓展、层次加深，关于

两者的比较研究理应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我们看到的大多却是学术上的“炒冷饭”，令人失

望。

第一阶段关于《促织》和《变形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异化”主题比较上。如研究者正确总

结的：“方平在文中倡导比较文学的‘思考性’，并试图通过比较《变形记》与《促织》来

论证平行研究在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分析。作者认为‘人变蟋蟀’与

‘人变甲虫’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不合理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悲剧，虽然两篇文章都富有

悲剧色彩，但其悲剧程度却有所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历史因素而非美学因素。”

［2］显然这一阶段关于两者的研究有着很明显的马列文论色彩。有的从社会环境和人与人

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不同的社会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如孙大公的《为悲怆人生增添

一线喜色———也谈〈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3］；有的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论证

了卡夫卡和蒲松龄在时代、地域、社会制度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别，如厉严正的《〈变形

记〉与〈促织〉》［4］；有的则认为三部作品中的荒诞意识源自本身荒诞的生活，如牧惠

的《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

［5］；有的认为两位主人公“变虫”的不幸遭遇源自社会政治、家庭环境、自身性格三个

因素，如方晓明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虫———〈促织〉和〈变形记〉比较》［6］，此篇论

文已有“炒冷饭”之嫌。

第二阶段关于两者的研究虽然马列文论色彩有所褪去，但大都还是关于“异化”主题的研

究，而且学术的“炒冷饭”行为也开始明显出现。陈祥梁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