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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的博弈智慧

在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已经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刻，蒋介石调集兵力步步紧逼，要把红军围歼在前往湘西的路上，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在湖南通道县召开“通道会议”，此前一直坐“冷板凳”的主席提出：不应该再按原计划往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和了，那是死路一条，现在应该顺势西进贵州，走一步看一步。会议听取了主席的意见，12月18日，红军抵达贵州黎平县，“黎平会议”召开，会上细化了接下来的目标：进攻黔北的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攻占遵义，终于获得了补给，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的第一场大胜。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带队这一年红军处处碰壁，而主席刚提建议，就打了胜仗，谁高谁下一目了然，会上驳倒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主席重回中央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同时，因为进入黔北之后，发现这里确实过于贫瘠，不利于长期发展。所以红军又改变了黎平会议的结论，决定北渡长江，前往川西北发展。

当前遵义四周的形势是这样的，东边是何健的湘军四个师，在秀山、松桃、铜仁一带修筑碉堡，阻止红军重入湖南。北面是刘湘的川军10个旅到达松坎以北，严防红军北渡长江入川。西面是龙云的滇军，由孙渡率领四个旅开进毕节地区，阻挡红军进入云南。南面是中央军薛岳兵团，吴奇伟和周浑元2个纵队，共8个师，镇守乌江以南，控制贵阳、息烽、清镇。西南方向还有刚被赶出遵义的黔军王家烈的两个师。一共五方势力共四十万人。和我军的兵力对比是十比一，真真正正的“九死一生”，眼看就要被围死，必须要动起来了。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目标是在宜宾和泸州之间迅速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蒋介石对于红军的意图判断和很清楚，急令各部门火速堵截。

1月24日，开路先锋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赤水河东岸的土城，继续向北攻向赤水城，但到了赤水城才发现，川军已经抢先一步占住了，只得陷入苦战。

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已经到达土城东北的表杠坡，对我们形成前后夹击。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四个团，后来越打走越多，发现敌人的兵力已经达到了七个团，战局顿时急转直下，危机时刻连朱德、刘伯承都冲上去了。

川军步步紧逼，一直打到红军的决指挥部前沿，主席只好命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也扑了上去，才勉强支撑。不得已，调回攻打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终于和川军形成了僵持。参加土城战斗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六位元帅，另外再加两百多个将军，当属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参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但危险仍未解除，川军其余部队从四周继续逼近，主席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

1月29日，全体红军撤出战斗，从猿猴场和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这次渡河是最为危机的一次，红军所有的重装备，包括全军唯一的一门山炮和X光机都推下河了。过河后红军立刻奔向古蔺、叙永地区，这就是“一渡赤水”，可以说是非常被动的。主席接手军事指挥后第一个项目就不顺利，主席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2月6日，中央红军进入扎西（今天的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会上决定：北渡长江计划暂时无法执行，立刻就地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以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样一点：实事求是，打得过就是打的过，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不打。这一点，是一切灵活应变的前提，你得首先承认你需要变化，才能去拥抱变化，何为“左倾冒险主义”，就是也不确定能不能打过，也没有做过足够深刻的推演和思考，但同时却相信，我们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于是就去战斗，就去拼，它强调信念，不强调科学，这不是革命，这是赌命。

虽然我们没有继续北渡长江，但是蒋介石还是没给我们一天喘息的机会，又命令各部队围逼上来。红军还是面临在河东一模一样的危局。打到这里，蒋介石和主席你来我往也是算棋逢对手。但接下来的操作，就将拉开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

关于这两个人的命运，历史也终究给出了与他们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正评判。主席提出：当前南面、北面、西面、都是来围堵的敌人，每个方向都避不开血战，所以我们不如掉头回遵义。一般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走路不走回头路，所以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干，尤其是这条路线，连什么辗转、腾挪都谈不上，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回头路，简直莫名其妙。我们趁敌不备、重占遵义，抢出时间差，再做打算。虽然这是一招“惊天妙手”，但对我军自己同样难度不小，很多人都不理解，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才走到这里，为什么又要回去，那他们不就白牺牲了吗？甚至有将领也有意见，比如林彪，他的一兵团正赶往更西边的镇雄，现在被要求立刻回扎西，那也是非常恼火，不是前几天还说要往西找新的渡口北渡长江吗？怎么又变了？

但实际上呢，在博弈过程当中，对弱势的一方而言，我们自己舒不舒服真的不要紧，关键是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