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称不恒温与杨振宁、李政道形象.docxVIP

宇称不恒温与杨振宁、李政道形象 权威人士的态度变化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了诺奖，推翻了余称诚实，李政道认为，杨振宁和李政道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遵守现有文献的论点。 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李政道说他1956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这与文献不符。从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 说明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吴健雄和史瓦兹的回忆也都不能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β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 它是杨振宁提出来的。早在1950年杨就在β衰变方面做过研究, 熟悉这个领域;而李是在1 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才要去向吴健雄借β衰变的著作来读的。 关于文章署名顺序问题, 李政道曾责备杨振宁不遵守学界习惯, 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但从那时期李和别人合写的三篇文章的署名看, 也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第一作者却是李的情况。 今年初, 季承著《李政道传》出版, 述及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经过, 及李、杨关于这段历史的不同表述, 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李、杨之争的关注。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 关于李、杨之争的是非, 媒体上已有不少报道和讨论。本刊今发表潘辰先生的文章, 希望有助于相关史实的辨析和核实———为此目的, 本刊也欢迎与潘辰先生看法和立场不同的人投稿给我们。 虽然季承说他“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有资料可循的” (《济南时报》2010年1月8日) , 可是那两本书中的叙述, 除两位杨的文章指出的问题以外, 还有许多和文献资料不符。这些资料包括《答记者问》一书所附九篇参考文献, 其中有三篇还是李自己过去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 (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破缺的宇称》1986、《往事回忆》1988) 。下面是两位杨的文章中没有指出的另外几项和文献所载不符合之处。 对李进行研究的过程和过程都没有任何资本 1、想到要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 《答记者问》一书中李提出他在1956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可是2004年以前, 李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 都写道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现将李《答记者问》书中所述和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内容对比如下: (1) 《答记者问》中李说, 他在1956年4月独立地想到要测量膺标量:“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 与杨振宁无关。” (《答记者问》P3) 又写道:“要解开θ-τ之谜, 就要去测量……膺标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答记者问》P6) (2) 可从1971到1988年, 李都说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 1971年李写道:“……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齐格班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 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 我们就十分清楚了, 在那个时候, 甚至连一个能证明在β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缺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左-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膺标量进行研究。” (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143-144) 1986年李作了同样的叙述:“……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不存在证据的理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没有任何人曾试图从看来似乎是左-右对称的安排中去观察一个膺标物理量。” (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43-244) 1988年李又一次写道:“……我们循齐格班的书的路线疾速行进……没有证据的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在看起来左右对称的条件下观察一个物理上的膺标量。” (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65-268) 那么, 李是在什么时候借到齐格班的书的呢?1988年李还写道:“5月初的一天, 他 (按:指斯坦伯格[Steinberger]) 来看我……第二天早晨, 杨振宁从布鲁克海文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 我们深入热烈地讨论了一天……我们分别后各自检查β衰变中的宇称问题。β衰变当时已是一个历史很长并且积累了大量知识的领域。……吴健雄是世界上在这一领域的大专家。……我于是拜访了她……她对此极感兴趣, 并借给我齐格班编辑的β衰变的权威著作。” (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65-268) 很清楚, 按照李过去多次写的, 都是在1956年5月借到一本有关β衰变的书, 读过那本书, 经过计算, 才清楚要研究膺标量的。 2、吴健雄和史瓦兹都没有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在《答记者问》书中李写道, 吴健雄1972年和史瓦兹1988年的回忆可以证明, 他